从中外教育现状探求教育改革出路

西安外事学院董事长：黄藤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但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方面，文章结合作者在国内外教育方面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对教育改革的道路进行了深入思考，指出应从教育政策和措施上切实使公办教育、民办教育担负起不同的责任，协调发展；扭转应试教育的导向，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才是通往人民满意教育和复兴强国教育之路的关键。

教育政策是基于教育意义表达和教育指向规制的主动性的价值选择过程和活动。如果把教育政策理解为国家以至于社会各界对特定教育活动所赋予的意义时，教育政策研究的旨趣在于理解社会特别是世界各国对特定教育政策所给予的诠释，并据此分析其特定政策的演进与价值取向；当教育政策被理解为一个国家与社会发展特定教育活动之上的权威时，相关教育政策研究的目的则旨在于揭示其教育价值的形成，并审视其制度化的教育实践，研判其可能造成的教育及社会层面的影响。

世界上和西方学者在研判教育时主要关注三个指标，毛入学率(在校生数占相应学龄人口总数比例)、教育支出比(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和教育水平。按照美国学者马丁?特罗所提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50%为大众化，50%以上为普及化这一标准，我想可以先从《国际统计年鉴(2013)》所公布的“2010年世界部分国家大中小学生入学率(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选取世界、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数值和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荷兰、巴西、马来西亚、韩国和我国等十个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

从上述列表可以看到，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相对增速较快，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37.5%，按照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0%。但这与世界高收入国家还有一定距离，仍不及美国的一半。因此，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实现后的普及化，我国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第二个指标教育支出比，我们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统计研究所公布的《教育公共开支总额占GDP的比例》中依次选取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荷兰、巴西、马来西亚、韩国、芬兰、瑞典、冰岛、古巴等十三个国家的数据做以比对。

注：①为2004年数据；②为2005年数据；③为2008年数据。其中，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2010年教育支出比为5.4%，2011年为5.2%。另据2013年美国《教育统计文摘》(DigestofEducationStatistics2013)公布的统计数据，美国2010年对每一名全日制中小学生的教育支出为$11,826；在大学阶段对每一名全日制在校生的教育支出已达到$25,576。如果把这一指标放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OECD)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前一项高于该组织其他成员国同类平均数额$8,501的39%，后一项几乎是该组织这一平均数额$13,211的两倍多。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1993年，我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但由于我国GDP增长迅速、财政收入占GDP较低等多种原因，直到2012年才如愿实现。另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经合组织成员国用于教育领域的公共支出比例持续上升，目前教育支出平均占比为12.9%。其中，新西兰教育支出占全部公共支出的比例已高达21.6%，紧接国家的依次是墨西哥20.5%，巴西19.2%，韩国16.5%，瑞士15.7%，美国13.6%，英国12.2%，德国11.0%，俄罗斯10.9%，法国10.2%，日本9.1%和意大利8.6%。

从上述两个列表足以看出世界发达国家这个比值远远超过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和教育发展速度极高的国家，但是在经费投入方面和世界各国还有很大距离。实际上这个数据背后是学生人均占有经费支出绝对值和相对值所产生的矛盾，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教育方面的投入无论是从政府，还是从社会水平都还很低，形势相当严峻。

第三个指标教育水平，这个是最难考察和精准衡量的，我们只能用一个维度来评判，那就是研究水平，特别是高校的科研水平。科研是高等教育的一项基本功能，高校科研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高度和这个国家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的话语权。国际上，科研水平的衡量标准有一个参考指标即科技文献索引率(SCI、EI、SSCI的索引概率)。下面也给出一个主要国家2006年SCI论文影响系数的列表，以示说明。

近年来，我国SCI论文发表篇数的排名一直在世界前五六名，仅排在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之后，与法国不相上下。虽然我国的SCI论文数量上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我国科学研究的原创性还不够，所以SCI论文影响力还比较低。

从以上国际通行的研究教育的三个指标，能粗略地感觉到我们国家的教育在纵向方面发展速度，成就巨大；但横向对比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差距也很大。

西方人重视数据，注重实证；东方人重视感观，注重思辨。下面我想从思辨的角度对我国教育的现实问题和解决途径，谈谈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如今，大家对我国的教育问题，关注、重视，同时又很困惑，我们普遍感觉到，在经过多年努力，教育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辉煌业绩面前，几乎人人都不满意。老百姓不满意、不满足，觉得自己的孩子应该受到更优质、更公平的教育，他们要择校，但难度极大且费用高昂。国家不满意，投了那么多钱，费心劳力，期望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希望学生能够全面发展，渴望能培养出更多的国之栋梁，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拼，但我们的教育部门，或者说是教育的承接者没能做到。再者就是教育者本身不满意，无论是教还是学，教育者本身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在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中，我们觉得，我们还有很多不能逾越的障碍，比如说高考，它是有史以来一直困扰着整个国家、老师和学生，或者说我们整个教育系统的桎结，如何正视并化解这样一个矛盾，就我国国情而言，该怎么做？就成了我们人人都应该思考的，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必须深思熟虑的一个话题。

首先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国教育和世界教育的差别。在国内，我除了完成自己的求学生涯外，还专门在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做过访问学者，读过教育学硕士、博士，认真和国内的专家、学者们一起研讨过公立教育和民办教育发展的问题。国外，我去过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等几个主要的国家，不是去旅游，而是亲自在这些国家的学校里，和他们共同参与了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整个教育过程，为此在这个问题上，我有自己比较直接的认识和理解。

我的孩子小学三年级之前是在上海入的幼儿园和小学，之后在西安高新小学也读过一段时间，三年级和四年级是在英国读的，当时我一直在陪读。在英国上学的第一天，我就问学校有没有统一的书包？老师讲：“有，你可以选择不买。”但我想还是买一个吧，当我把书包拿到手上时，两片红布扎的(像参加会议时发的最简易的资料袋一样)，上面印着学校的logo，这样的书包能装几本书？这和孩子在国内读书时的书包简直就是天壤之别。结果，这个书包在日后最多的时候只装过一本老师给推荐的从学校借回来的参考书，更多的时候仅仅就是装两页老师批阅过的作业或让家长辅导的作文材料，这让我感受颇深。另一个感同身受的就是第一年暑期，学校的暑假作业，老师要求学生广泛收集有关企鹅的科普资料，因为孩子当时分的班叫“企鹅班”(学校所有的班级都是以小动物的名字来命名)。我当时很是诧异，像这样的题目应该是我在华师大读研究生时才做的课题。更令我惊奇的是，收假的时候，孩子竟然整理出厚厚一叠关于企鹅的资料，还头头是道地给我做起了关于企鹅的科普知识讲座，告诉我企鹅分为帝企鹅和小企鹅以及它们的生活习性和种群生态。我的孩子在班上，数学分在A组，英语分在E组，每组5～7人，真正因材施教，让我感同身受的同时感慨万千。英国的小学生每天早晨九点钟到校，下午三点钟放学，孩子们回家没有作业，可以自由支配剩余的全部时间，而中国的小学生每天都有做不完的由老师规定的固定格式的作业，每天都要很晚才能睡觉。看着大片草坪上熙熙而乐，骑单车、踢足球、玩滑板的英国儿童，我真正感觉到了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足球总是上不去？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思维方式被僵化了？

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过去我一直认为我们的高考是一切教育恶果的诱因。高考束缚着中学教育，中学教育逼迫着小学教育，小学教育压抑着幼儿教育，使得学生课业繁重，应试教育恶性循环。在英国没有高考，本该说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结果并非如此。在我的孩子即将小学毕业的时候，中国的家长们联合起来搜集了英国重点中学十年的考题，装订成册(因为英国不出售这样的辅导资料)，拿来给自己的孩子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一定要让孩子考上收费高昂的私立中学，尽管有些家长的收入并不高，也不愿就读公立中学，况且英国的公立中学是完全免费，而且条件都很好。另外，如果一个中国籍的孩子在英国考不进牛津、剑桥、帝国理工大学一类的高校，家长一般都会羞于跟别人讲自己的孩子上了大学。这不得不让我反思，我们教育发展的桎梏可能不能完全归究于高考。

到了中学，我的孩子回到了国内，先是在西工大附中就读，后来我把他转到了北京大学附中，之后到我又送他去了美国一所非常知名的泰伯中学就读。孩子在这三个学校学习期间，我的感受也是非常深刻的。从西工大附中到北大附中课堂上的内容差别不大，课外就差了一大截。北大附中的学习是丰富的，尤其是课外所涉猎到的知识面是广博的，而西工大附中就比较单一，主要是考试。到了美国，孩子发出的感慨是，国内的学生真的是太幸福了！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在美国读高中，不仅仅要学习拔尖、体育优秀、艺术出色，还必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美国也有高考即SAT，大学在录取时主要考察的是平时成绩，非常重视课外活动和学生在体育与艺术方面的表现，外国学生还必须参加托福考试，压力远远超过国内的学生，每天的负担也很重。

国外的大学我亲自读过硕士和博士阶段的课程，基本的学习模式是老师不讲课，学生课前必须在没有固定教材的情况下，自修完成所有的课程，课堂上主要是讨论和答疑，然后就是完成大量的课后作业和撰写学术论文，结业考试所占的学分比重很少，主要是平时课堂的讨论和课后作业以及出勤率占有绝对的权重，这与国内的大学大相径庭。中国的大多数高校至今仍然沿用中学时传统的灌输式授课方式，以终考成绩为标准评判学分的模式，以致于中国留学生刚到国外时不会学习，必须经历一段时间后方能适应。

在国内，我们的大学很少淘汰学生，学生通过高考顺利进入大学后如释重负，无论哪一级别的大学，都相当容易毕业，这就必然导致了我们的大学生自学能力差，思维面比较窄，缺乏独立创新意识，创造性差。所以有人说我们和国外的教育刚好形成了一个剪刀差，在幼儿园、小学、中学我们的填鸭式教育超过了外国，经常一举夺得各项类似数学、物理竞赛的冠军，大学本、专科教育阶段打平，研究生教育阶段开始下滑，到了博士培养阶段出不了成果，学生工作以后独创性严重不足，被远远地甩在了世界发达国家后面。直到今天，这个局面依然没有任何改观。

如果把前面罗列的那些实证数据和现在所描述的这个剪刀差现象结合起来，就不难得出为什么现在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家长舍近求远、远渡重洋，宁愿支付相当昂贵的学费，也要送孩子去国外读书的缘由所在。在探讨如何化解这样一个如此尴尬局面的同时不得不引出一个较为棘手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

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不仅仅是我国所面临的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难题，也是全世界所关注的焦点。那么世界各国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和有利举措又有那些？我想首先应该分清政府和民间两大实体的职责。

让教育最大限度地平均化，应该是政府首当其冲、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就是说，不论政府的财力高低，作为政府的职责就是平均把这些经费合理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上，那么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像麦当劳一样，把各级各类学校的标准统一起来，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可以让孩子们就近入学享受惠民普及的教育，这是一种平均化的教育。如果我们真正达到了均衡，家长们就不会舍近求远，为了上一个麦当劳一样的学校而去选择学校。其次，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收入群体对各级各类教育的差异化需求，这也应该是政府的职责之一。要解决好这两个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问题，世界上通常所采取的方法和途径就是以公立教育来解决教育平均化的问题，用私立教育来协调教育需求差异化的矛盾。其实不仅仅是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以及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在国外，优质的教育和服务往往主要都是由私立机构来负责管理和承担运营。其实也不是说私立机构就会办学，精通运营管理，而是政府给了一个平台，有意让出一个任其合理发展的空间。简单说，就是老百姓的需求超出了国家所能承受范围内的平均水准，且他们甘愿自行承担额外的费用，享受更加优质的教育、医疗和服务，这部分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应该由私立机构来满足。这就是国外私立大学、私立中学往往都是好学校的主要原因。然而，我们国家在这一点上，恰恰相反，重点大学、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几乎都是由政府全额出资开办，政府全权包揽民众的差异化需求，同时还要兼顾解决平均化问题，显然自相矛盾难以实现。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面对有限的优质资源，加之又没有法律的依据，自然也就造成了屡禁不止的特权和乱收费现象。

我们的国情和政府主导的性质决定了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教育类别，比如国防大学、重点大学、特殊教育学校等还是需要由政府来兴办的，这也许是中国特色所不可避免国情，但是绝不能毫无科学依据地把教育公平、均等和平均化混为一谈。面对目前状况，我构想了两条思路，或者说是两种可供选择的路径。

第一，应该力图改变现在我国在教育内容上的不足，可是又不能从高考入手，因为在没有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取代它的前提下，高考还是必要的。但是可以考虑从录取方式上着手，也就是不在把高考分数作为大学录取的唯一标准，把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作为解决实质性问题的抓手和突破口，允许高校按照各自的办学和人才培养特色自行制定录取学生的原则和标准。现在教育部已经在全国一些重点大学中进行试点，我觉得还可以尝试在两头进行试点，一头就是像985、211一类的重点高校，另一头则是以培养实用人才为主的应用型大学和高职院校。由这样一个新的指挥棒来引领中、小学教育改革，向着全方位的素质教育方向科学发展，这与世界和我国当前所倡导的全纳教育理念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人走到了世界的最前沿，我有时候经常开玩笑说：“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被美国人贯彻的最好，而我们自己却不小心丢掉了。”

另一个方面，我觉得一定要大力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对民办教育的发展不仅仅是看作一个可有可无，或者是民办教育管理者自己的事情，而是应该由政府出面对教育结构进行调整的一项重要措施。教育现代化理论和教育发展的实践证明，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应该由公办和民办两大办学主体所构成，没有民办教育，全是公办教育，这样的教育体系是不完整的。为此，世界各国普遍认为，私立学校(尤其是非营利性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主要区别在于教育服务的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不同，本质上都是社会公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赋予私立与公立学校同等政策待遇，不仅保障其办学自主权，还给予实质性扶持。例如美国联邦政府通过补助金、低息贷款和勤工俭学项目，以资助学生的方式间接资助私立高等学校；以科技开发研究投入的方式，直接资助具有较高科研实力的私立高等学校；对联邦政府确定的高等教育中应该重点发展的方面提供资助。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对私立高等学校资助的主要方式是减免税收和为私立高等学校学生提供奖助学金。美国政府设立的很多支持大学发展的基金(尤其是科研基金)均对私立大学开放，私立大学可以平等竞争。

无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从现实选择来看，民办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已牢固确立，政府应站在构建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的高度，大力支持和进一步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作为国内一所民办本科高校的创办人和领导者，多年来我一直从未间断过对民办教育的研究，特别是高度关注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翻开我国高等教育史，我们会发现中国私学的历史要远远早于公学。远的如两千五百年前孔子设坛讲学不说，自“书院出现于唐代”，宋代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明代河东书院、石门书院，到清末教会学校演变过来的圣约翰大学等，都比公学创办得要早。如果追溯中国大学的起源，应该是起源于私学。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共有私学性质的高等学校69所，其中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辅仁大学等一批私学性质的高等学府校园文化积淀厚重，国际视野开阔，办学质量颇高，在全国享有盛名。这些大学的校长，如张伯芩、林文庆、马相伯、张寿镐等，亦是全国知名的教育家。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所有私学性质的高等学校都被转为公办院校。此后近30年间，中国再没有私学性质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是在民营经济欠发达、社会资本发育不够成熟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1978年，中国民间悄然兴起的各种文化补习班、职业培训班等，标志着非公立的中学后教育机构开始建立，也标志着私学教育传统得以恢复。进入新世纪以来，为吸引更多非财政渠道资金兴办高等教育，创新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机制，鼓励高水平公办院校参与举办民办高等教育，国内探索了“普通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共同发展”的模式，在短期内便实现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拓展和共享，使得民办教育从对公办教育“拾遗补阙”的地位，上升到*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勃勃的发展态势，成为影响广泛的社会事业。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特别是《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大力扶持、依法管理民办教育的力度显著加大，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据《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民办高校718所(含独立学院292所)，比上年增加11所；招生160.19万人，比上年减少949人；在校生557.52万人，比上年增加24.34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在校生335人，本科在校生361.64万人，专科在校生195.85万人；另有自考助学班学生、预科生、进修及培训学生25.84万人。民办的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802所，各类注册学生87.99万人。另据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截至5月21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845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553所(含独立设置民办普通高校447所，独立学院275所，中外合作办学7所)，成人高等学校292所。

2014～全国31个省市、在自治区公民办高校数量变动情况统计表

事实上，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初期，没有国家投资、社会筹资又很困难。为了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大多数举办者都将扩张规模作为院校建设的首要任务。在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后，国内民办高校纷纷将发展重点从规模扩张转移到内涵发展和提高质量上来。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师队伍素质显著提升，办学规范程度大大改进，整体办学水平明显提高。民办教育在吸引社会资金、扩大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改革发展、创新办学模式、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服务水平、提升教育质量、规范办学行为等方面取得新的成绩，特别是一批民办本科高校跻身于研究生培养行列。就目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而言，与世界私立高等教育相比较，我个人感觉与日本的结构更为接近(如下表所示)。当然目前中国像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那样国际一流的大学还未出现，但相信不久的将来，在国内高等教育的第一阵营中涌现出几所211水平的民办大学指日可待，但是更多的民办高校也会像日本今天的私立高校一样要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多元化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也很像美国的文理学院(或社区学院)和澳大利亚的TAFE。

时下，大家在探讨民办教育的发展道路时，普遍认为政府不应再把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纳入到一个轨道上通盘考虑，特别是地方政府应该专项划拨一部分相当数额的财政经费，来引导和支持民办教育向着公益性的方向发展，大力发展一批私立中小学和幼儿园，让他们逐渐壮大，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资助一些私立学校或机构和国外合作，使他们有能力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以满足社会各阶层对教育差异化的特殊需求。如果谁能够优先制定出相应的教育发展规划，完全有理由进入全国民办教育发展的前列。

纵览世界私立高等教育，类型比较多样,有营利和非营利两大类型,还有研究型、教学型、研究与教学型、应用型私立高校,也有职业教育和培训性质的私立高校。办学层次囊括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及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等。相比而言,我国民办高校办学模式较为单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是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的。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满足各类人才的培养需要，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服务也必然是多样化的。民办高校为了满足社会经济的多样化需求，也必须要多样化定位，多元化发展。这里提出的民办高校要多元化发展，实质上就是不同的学校要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而不是千校一面，相互模仿。多元化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办学性质定位的多元化，又包括学校战略规划的多元化，还包括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办学类型、人才培养和服务面向等诸多方面的多元化。也就是说，只要在国家法律、政策允许的框架内,各民办高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自己的特点，立足于自身的办学资源条件，结合自己的优势，确立不同的办学理念，选择不同学校发展战略定位，然后据此才能设计具有个性特点的学科专业发展规划，并设置不同的专业和课程,采用不同的培养方式和方法,培养出社会需要的特定的人才。

总之，无论属于什么样的类型，选择什么样的定位，只要能够突出自己的优势，展示自己的特色，打造出自己的品牌，促进学校的发展，应该都是科学合理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适合的就是最好的”。特色和优质的教育是不分层次、不分类别的，每一种类型和层次的教育都可以达到优质教育的水平，都可以办成名校。有重点、有特色的学校，都可以成为知名院校，成为国内或者国际有影响的名校，只要学校定位能够同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紧密结合，就能够打造优质教育品牌，培养出高水平人才，这样的定位应该都是准确的科学合理的定位。

最后我想说的是，尽管有些人对教育的质量不满意，对数量的增长有争议，或是因为生源数量的减少而感到压力倍增，但是按照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高等教育数量的递增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那么，这些数量上的增长是调配给公办高校还是民办高校？我想主动权在于政府，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把全部或者大多数数量上的增长调配给民办高校。我的理由是现在的重点大学，特别是985、211大学，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增加数量，继续扩充办学规模，只有那些完全依靠地方政府财政滋养，只有靠数量递增才能维持存活的，且业绩平平的地方院校才有增加数量的积极性。他们一边要招生指标，一边要政府拨付经费，而且不大可能在质量上和规模上有所提高，更谈不上在体制和机制上进行创新，只会给社会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和负面的教育影响。就像前面所阐述的那样，民办高校在数量上的递增，不仅有利于改善我国的教育结构，更有助于高水平民办大学的崛起，而且不会给政府增加财政方面的负担。再者就是在民办高校录取学生的批次上，应该允许那些坚持非营利性办学且办学水平较高、特色鲜明、社会声誉好的民办本科高校(包括独立学院)进入一批、二批录取，引领和带动其他民办高校朝着公益性、社会化办学方向健康发展。

以上是我对中国教育发展和教育结构调整，或者说教育改革方面的一些简单的认识，介于教育问题的繁杂，所涉及的面很广，要探讨的话题还有很多，在这里仅就关键性的问题先粗浅的谈一点，倘若有不恰当的地方，希望同仁指正，如果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我非常乐意与大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