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在政治合格方面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形态

在政治合格方面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形态

人民出版社4月中旬出版的一本理论专著《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最近热销，仅一个多月时间就第二次印刷，印量达到17000册。作为一本48万字的理论著作，研究的是被一些人认为深奥玄妙的意识形态问题，《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为何能够热销?“意识形态能力”如何能成为政治类书籍新亮点?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作者、“意识形态能力”概念的提出者、知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博士和业内的一些专家学者。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在当代中国就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是执政党的精神状态、思想路线，是其能不能得到国内民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问题。但是，由于某些人或势力多年的妖魔化，即使是在像新中国这样处于世界*运动领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个被搞得混乱不堪、误解重重的话语。朱继东为何把自己研究的重心放在了不少人并不看好甚至被污名化、妖魔化的意识形态领域呢?朱继东告诉记者，把意识形态问题解决好是搞好经济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确保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意识形态就是树立旗帜、引领方向，是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等大潮冲击，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一直面临严峻挑战，也对意识形态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但由于较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意识形态研究缺乏应有的重视，使得我们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面临众多挑战、严峻考验。作为一名富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学者，不能总是追随着所谓社会热点去搞研究，而应该重点研究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意识形态就是这样的问题。

尽管意识形态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然而作为概念提出还是新尝试，是一个新问题、新领域。那么，意识形态能力究竟是什么，朱继东为什么要研究意识形态能力?朱继东告诉记者，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通过新的理论观念、理论概括、理论创新来辨别、引领、掌控社会思潮、社会主流意识的实际水平，主要体现为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和话语支配力。“我的博士导师、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侯惠勤教授为，尽管意识形态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然而作为一个概念提出还是新尝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问题，也很可能会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一书出版后，侯惠勤教授也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他指出，这是一本值得去读的好书。广大领导干部或许会从中发现自己过去有所忽略的某些素质要求并得到教益，广大理论工作者或许可以借此祛除一些思想上的“屏蔽”而开拓视野、从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思考，青年学者或许可以借此入门意识形态研究并拥有一个较好的起点。

这本起初并不被一些人看好的理论专著首印12000册，并很快重印，是靠什么精彩内容和特色吸引了广大读者呢?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慎明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辛向阳研究员等专家学者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把我们新形势下面临的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三大冲击与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等各具特色的视点巧妙地连成一个有机整体是本书最大的特色。该书不仅通过大量调研总结其中的经验、揭示其面临的众多问题，而且借鉴了国外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经验教训，理论结合实践地求解出了一些具体的、科学的解决办法、实现路径，在一步步探索中为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些新思路、新举措，非常有针对性，在尝试着开辟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这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同时，也为更好地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奉献了新思路、作出了新贡献。并且，剖析这本书的创新之处，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还是具体观点上，都体现出可喜的创新:一是在研究对象上，选择了领导干部这一倍受关注的特殊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以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这一崭新视角作为切入点和着力点。二是在研究方法上，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要很好地结合，尤其是注重对在工作一线的领导干部进行第一手的调研。三是在剖析意识形态工作在新形势下面临的三大冲击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基础上，对于如何才能在真正搞好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作者经过深入研究，从十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对策，并且这些对策既有大量的现实依据、很好的指导性，又有比较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体现出创新性、前瞻性和实用性、科学性的统一，很好地彰显出理论对现实的科学指导作用，力图达到理论性、实践性、创新性、指导性的有机统一。

正如侯惠勤教授所指出，所谓的“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不是指技术、技巧层面的本领，而是指价值层面的理想信念，是世界观、人生观的根本追求问题。我们今天讲意识形态的变革和话语转换，研究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新形势下中国的实践新课题，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思想的前提下破新题、说新话、讲新理。未来我们面临的新挑战，使得意识形态能力成为每一位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核心能力。这本书是对*意识形态思想乃至整个*思想的充实和完善，是每一位领导干部应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指南，是对新三十年意识形态建设的有益探索。因此，我期待本书的问世有助于推动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够更多地思考和践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努力解决做*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这一核心问题。

《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责任编辑李之美说：“这本书是我编辑过的最好的书之一，作者具有深刻的前瞻性、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强烈的问题意识，能够挖掘现象背后的深层矛盾，并寻求出科学的解决方案，令人震憾。作者文笔流畅，逻辑清晰，对问题的梳理和分析入木三分。本书尤其适合广大党政干部、理论工作者和高校师生阅读学习，非常值得向大家推荐!”

作为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优秀学者代表，担任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理事等众多学术职务的朱继东还在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理论研究，近年来不仅出版了《查韦斯的“21世纪*”》、《邓平寿》、《占领华尔街之争》等著作，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党建》、《红旗文稿》、《理论探讨》、《理论探索》、《人民论坛》、《前线》、《思想教育研究》等报刊发表理论文章90余篇，多篇文章被《学习活页文选》、《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文摘》、《求是》、《新华文摘》、《红旗文摘》等转发，多篇调研文章获得中央领导批示，多项建议被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采用，被多家报刊作为封面人物报道,多次应邀在各省市、部委、高校、企业等举办专题讲座，并在前不久喜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奖，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在全国仅有五人获得一等奖，这与他在博士学习期间被评为教育部“博士生学术新人奖”(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在全国共六人获奖)一样都是很高的荣誉，再加上不少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对《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高度称赞和对朱继东人品、学识的高度赞许……天道酬勤，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从事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却远远超过不少专职从事理论研究的，从朱继东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勤奋、执着、奉献，也为我们党和国家能有这样优秀的青年学者感到高兴。尤其是随着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越来越重视，意识形态能力正在成为所有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核心能力，《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这样理论联系实际的优秀著作应该受到欢迎，朱继东这样立场坚定、辛勤耕耘、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优秀学者应该收获更多的成功!

在政治合格方面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形态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据此,我们对于传统儒学的学术判断,亦可以“多一份思考”,择善而从之。儒学肇始于先秦,延续至今,在历史上,自西汉武帝崇儒,即被奉为国家意识形态。本文的问题是,传统儒学作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主体,在社会政治实践过程中具有怎样的功能,因而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奉?当下,我们又能从传统儒学中得到怎样的“成功经验”?

一、传统儒学的社会政治功能

从人类文明的视角看,与欧亚其他民族国家相较,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创造出耀眼的古代文明。本文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传统儒学的成功之处,表现出传统儒学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功能。

其一,一种思想培育出一个阶层构成社会政治的中坚。

依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具有强势的覆盖和反作用,这是导致中国古代社会君主政治长期发展和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

这就是说,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文化,养育出“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是民间社会的领袖和君主政治的权力基础。概括而言,在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态中,士大夫阶层属于文化和政治精英,他们对下引导大众,成为基层社会的领袖;对上则参与和佐助政权,构成了君主政治的权力基础。

据《士人与社会(先秦卷)》的研究,士人由武士嬗变而来,作为从事思想文化学习、研究与实践的专业人士,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选择了与国家政治体制相结合的生存路径。孔子开办私学,教授门徒,培养目标曰“学而优则仕”,其设计的最佳生涯规划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儒生大体上尊奉了先师的教诲,战国时期的“成功人士们”亦为后世士人做出了表率。虽然经受了秦朝统治者的严酷打压,但自西汉开始,士人们就不遗余力地纷纷介入体制,成为官僚系统的主体。他们作为传统政治思想与文化的载体,凝聚着中华文化蕴含的政治智慧与理性精神,从历代王朝的成败得失中积累了政治经验。他们将这些文化内涵传续下来,成为帝王们构建帝国、延传权力、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的基础和依据。惟此,官僚制中央集权君主政治体制延续了两千多年。

成功介入体制士人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士人流散在民间。其中不乏寒酸之辈,一些优秀成员则领袖基层社会,称为士绅。他们在地方上具有权威性,对地方事务具有引领主宰的导向作用。地方官府的治理功能,有些就是通过士绅来实现的。士大夫作为士绅的主体,作为民间领袖,起到了稳定秩序的作用。

其二,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文官制度。

关于中国古代君主政治的评判,学界历来纷争不已。赞许者谓之“开明”,“民主(因素)”;否定者谓之“专制”、“集权”。如果从政治文化视角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君主政治无非是体现着高度发达的政治理性而已,其政治本质与政治实践仍然是君主政治,而且这里说的君主政治的含义就是君主专制。

秦统一前,君主政治体制的特点可以表述为以天下“共主”为中心的相对松散的政治联合体,如夏、商者是。秦统一后,形成了官僚制中央集权君主政治。这种政治体制内涵着的高度政治文明,集中体现为前近代世界范围内最先进的文官制度。无论汉代察举制,还是隋代起始的科举制,政治录用规范、严格,而且是面向全社会的。除了贱民或某些特定身份,在介入体制面前,人们几近平等。这样一来,君主政治就将人才选用的范围极度扩展,尽其可能将社会各个层面的有用之才罗致体制内。政治权力基础的扩大和选用人才程序之严格,使得统治集团得以比较长时期地保持其精英特色,保持着相应的统治能力和政治活力。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布衣可以平步青云,范进亦可以中举。这正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高度发达的制度体现和历史实践。

二、意识形态、政治认同与稳定

总括前述,在传统中国,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国家意识形态覆盖并反作用于社会,为社会发展与相对稳定提供了文化保障。由此我们可以说,对于国家而言,意识形态所特有的政治稳定功能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一般而言,社会稳定是一个社会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其中的关键是政治稳定。就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关于政治稳定的表述往往集中在制度层面。本文认为,从中国历史的成功经验看,国家意识形态对于社会政治稳定的作用不可或缺。其间的道理无非是说,人作为社会政治的主体,凡制度的构建与执行、运作,都与人的主观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即与社会政治主体的价值观、道德意识、政治认知与政治理念等等相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断言:“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这就是说,维系社会政治的稳定,除了必须的政治制度、政治权力结构,政治运作程序等方面的合理与有效,还需要作为社会政治主体的人在世界观、价值观、道德理念、政治理念等方面具有正向稳定性,形成全社会的政治向心力和归属感。这里说的正向稳定性即表现为“政治认同”。

社会政治主体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对于身处其中的国家政治权威、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的认知、理解、赞同或支持,决定着他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选择。这一从认知到支持、追随的过程,就是政治认同的形成过程。对于一个社会人来说,形成这样的结果,则是伴随着其生活与活动范围、年龄、阅历与人生际遇而逐渐达成的。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需要经历文化整合与融通,亦即政治价值观、政治知识、政治理念的了解、吸纳和相信(或否定、反对)的过程。这显然就不仅仅是制度构建所能带动的,而是基于家庭、社区生活、学校教育、观念意识影响等社会化路径,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引导而完成的。

由此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判断:社会稳定的关键是政治稳定。政治稳定不只是制度构建和程序保障的问题这其实只是政治稳定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决定政治稳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作为社会政治主体的人的普遍政治认同。达成政治认同的关键则是国家意识形态内涵的价值系统的撒播与植入人心。也就是说,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一套价值系统,通过文化传播的形式,亦即所谓社会化路径被人们认知、接受、拒绝、回避或者反对。只有当这套价值系统及其相应的政治理念、观念等等被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接受并且认可,才有可能形成遍在的政治认同,从而使得国家政治向心力和社会凝聚力得以增强,为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注入积极因素。

比较而言,传统中国儒家文化做到了这一点。诚如前述,儒家文化通过士大夫阶层将国家意识形态内涵的价值系统及相应的观念撒播到全社会,化为民俗,融入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致使政治认同千百年来一以贯之,历史展示给我们的则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延续和相对稳定发展。

三、本土化选择: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的文化根基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以革命和继续革命为主题的意识形态覆盖整个社会,其内涵的政治价值融贯于人们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实际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全社会高度的政治认同,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带来的是共和国最初的积累与发展,为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思想解放,全社会的政治认同与稳定受到严重挑战。为此,*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指出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一定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当前,认清大局、大势、大事,特别是要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始终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应对有力,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新的形势即新常态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需要重新整塑。其中的关键是要对意识形态内涵的政治价值系统形成深层的学理论证。这一过程的达成,务须走一条域外文化本土化的路。诚如*在论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所言,我们“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这就是说,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塑需要历经优秀儒家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文化整合,惟有经由政治文化的介入与融通古今,才会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构建奠定深厚牢固的文化根基。

*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学习和总结历史,一贯重视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源在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古代思想文化对今人仍然具有很深刻的影响。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因之,对于儒家文化在历史上得以成功的经验,当然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其中道德理念、教化精神的优秀内容和思想传播路径,更是值得深思与发扬。

当代之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价值系统的支撑,进一步深化改革则需要*的指导与引领,新常态下我们取得的每一个进步也都需要人文的阐释和学理论证。既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那么,从传统儒学特有的社会政治功能何以取得成功的启示中,我们领悟到这样的道理:思想文化的“反作用”能够规训精英,启发公众,在培育社会中坚的同时,不断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学理性,从而逐渐增强社会整体的国家归属感和政治认同,为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构建最佳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