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教育报万期特刊,担当使命

不畏艰险奔赴新闻战场

洪水、疫情、地震……每一次发生重大灾害，灾情的消息，救援的进展，群众的需求……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职责所系，身为一名记者，面对灾害，不能躲避，惟有挺身向前，把灾区的第一手信息传达给读者。那里，就是战场。

抗洪一九九八

十九年前留下的特别记忆

鲍效农

1998年入汛以后，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出现特大洪水。8月10日，报社领导决定派出本部首批记者前往湖北灾区采访，我作为摄影记者，与文字记者刘华蓉一同奔赴抗洪前线。

8月11日下午5点半，我们赶到湖北武汉至金口的武金堤白沙洲段。江面一侧的水位已接近土坝顶部，浑浊的江水向下游奔腾。在坝的另一侧，间隔几十米就坐着一个人，手里举着雨伞面对江面，看着像是在“钓鱼”。而另一拨人，三五成群，手里拿着竹竿，一字排开在堤内低头仔细巡查。他们都是当地高校的师生，在排查管涌，监测水情。8月13日，我们赶到洪湖市。天色已晚，烈士陵园江段水泥大堤上堆起一人多高的沙袋，上面有一条“人民教师抗洪抢险再立新功”的横幅。一队身穿救生衣、手拿电筒的教师，在第五次洪峰来临之前夜查大堤。第二天清晨，我爬上沙包，后背不觉冒出一股凉气。江水已经漫上沙包，水位还在攀升。“水比人高”，这意味着什么？

8月18日，来到嘉鱼县?洲湾采访时，那里已是汪洋一片。8月1日深夜，这里遭遇了合镇垸大堤突然溃口的灭顶之灾。距溃口处不足1公里的中堡村光明小学校长童方保，在那天永远失去了爱妻。当听说这个汉子没有被不幸击倒，为了找到240名失散学生四处奔波的消息后，我决定用镜头记录他的行踪。见到童校长时，他正光着膀子，在安置点逐个登记自己的学生。他说，要在开学时给所有学生找到借读学校。8月31日，本报一版头条刊发一组题为《压不弯的脊梁》的图片，报道了童校长。正是这篇报道，让这位灾区的村小校长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教师节专题节目的舞台；在“全国十杰”教师评选中荣获抗洪一线优秀教师特别奖。

那时采访主要是拍摄黑白胶片。向报社传照片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要冲洗好底片；二是要有长途电话线路。冲洗胶片的显影药水温度不能超过20度。沿江采访住宿条件比较简陋，晚上室温也近30度，药水降温成了大问题。白天我将药水装在矿泉水瓶子里，放在汽车空调出风口处，尽量使药液温度降低。晚上一到住处，顾不上吃饭，以最快的速度冲洗好胶片。

当时的电话线路都不是很畅通，掉线是常事，而且招待所里只有总机房有长途电话。我和刘华蓉经常是半夜准备好稿件，敲开电话室值班人员的房门。我俩也会谦让，让对方先传稿子。文字传输相对要快一些，但是照片传输总会中断若干次，这让报社里值夜班的同事辛苦等待。当听到报社领导“你们安心采访，我们会死等”的安慰话语时，我们多少有些释然。

正是报社同仁的全力合作，“本报记者抗洪前线现场报道”栏目，记录了十九年前的那段历史。

非典二??三

选择责任选择坚强

翟帆

14年，倏忽而逝。

再回忆那个春天，虽然SARS这几个字母依然铭记在心，但能记起的却是寥寥。直到取出泛黄的合订本，重新咀嚼那段时间中国教育报的篇篇报道，才仿佛按下了热启动键，把记忆重新唤醒。

“选择责任，选择坚强”，这8个字，是非典时期中国教育报面向大学生所开设的征文栏目。那个本应是花红柳绿、生机盎然的春天，却被突如其来的死亡阴云所笼罩。年轻的学子们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惊恐和慌乱，但在磨难和历练中，他们选择了坚强和责任。

这8个字，也是教育报全体同仁的生动画像。

在与非典抗击的一个多月里，编辑们坚守岗位，记者们冲在一线，及时把教育部的部署传达到校园，把“校园保卫战”的战况向社会呈现，稳定了师生和家长们的情绪。

当时的采访细节，已经很难回忆起来，记忆里留存的，是采访的艰难。

至今，在我的车里，还保留着一张非典期间教育部新闻办发放的采访证，凭着这个证件，才能敲开一道道封锁的校门，见到一张张口罩后面的面孔，但那也只是在危险就要解除的非典后期。在病毒最肆虐的那些天里，我们的采访只能在校门口进行，隔着铁栅栏门与师生们进行短暂的交谈，大多数采访只能通过电话进行。

自己身为当时新闻部的一员，自然责无旁贷，与部门同事一起冲在最前线，承担起新闻采写的任务。为了写好《时间答卷??走近非典考验下的大学生群体》这篇特别报道，我们在办公室挑灯夜战，推敲标题、研讨结构、打磨文字。功夫不负有心人，这篇通讯出炉后，获得一致好评，并获得了年度教育新闻大奖。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们完美地交上了自己的一份时代答卷。

今日再翻看那时的报纸，一篇篇内容翔实的报道，让自己的心中充满了感动。由于当时情况紧急，采访写稿任务重，因此除了和新闻部时晓玲、储召生、范绪锋几位同事每天沟通碰面，与摄影部的鲍效农、樊世刚、王鹰、张学军共同外出采访外，并没有多少时间了解其他部门同事的动向。而直到报纸出版才发现，其他专周刊的同事也同我们一样，深入校园和其他抗击非典一线，写出一篇篇感人和鼓劲的报道。在灾难面前，在危急时刻，大家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坚强和责任。

汶川二??八

震区再忆

余冠仕

9年后的今天，再次回想起采访汶川特大地震的经历，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那个晚上我们倒立起一个矿泉水瓶的情形。

应该是2008年5月19日吧。我和樊世刚、李益众两位同事组成小分队，作为教育报首批赶赴灾区采访的记者，在重灾区奔波一个星期后回到成都。当天电视台滚动播放说，可能有较大级别的余震。很多人都跑到户外空场地上。怎么办？我们一起商量，反正晚上也找不到地方去，还要写稿子，就暂且在宾馆里待着吧。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将一只矿泉水瓶装上半瓶水，倒立在桌子边缘，这样如果有余震，瓶子掉到地上，会吵醒我们，我们还能冲出去。

当晚，我们就待在一个房间里，各自和衣睡下。或许是之前一周来回奔波太劳累，赶完稿子后，大家很快睡着了。结果早上起来一看，发现矿泉水瓶已掉到地上，而我们睡得太深，根本没有发觉。

这矿泉水瓶反映出在震区采访的危险常态。这种危险，有时是堰塞湖将可能决堤的传闻、有时是所坐汽车途经路中从山上滚落的巨石、有时是在教育局办公楼赶着发稿碰上的余震……

人总是这样奇怪。对于这样一起大灾害，再回忆时，反而最容易忽略掉那些最惨烈的场面，而记起来的，或者说愿意去和外界交流的，却是些特别小的细节、小的事情。或许是这种记忆带有选择性吧。我们总是在把残酷的东西尘封起来，把温暖的东西放在心间。采访回来，我还写过一篇稿件，叫作《震区记忆：劫难中的力量》，里面就记录了很多感动，有局长的家书，有阳台上的盆花，有荡秋千的小女孩。

令我们难以忘怀的，还有一位位带给我们无限温暖、无数力量的人民教师。当年8月，我参加报刊社领导刘堂江带领的小分队再次前往震区，撰写报告文学《热血师魂》，正是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老师们，在丰盈和升华着那些震区记忆。

此后的几年中，我每年都至少去一趟四川。曾经满目疮痍的灾区，一年一个新的样子：新的学校盖起来了，新的村落建起来了，新的道路连起来了……变化之大，远超想象。这时，我总是会非常惊讶于人类顽强与不屈的程度，不管困难有多大、灾难有多深，我们总是能跨越过去，迎接新的时光。

是的。每个人的生命固然有长有短，但在大自然面前，任何个体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短暂，短暂得连流星划过天空的时间都算不上。在有限的时间中，我们每个人应该做些什么？经历过大地震的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学生、老师，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答案。但我相信，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爱这个世界，爱每个生命，并且尽可能地向世界传递着美好。

9年过去，震后出生的孩子们，大的都上小学三四年级了。在他们的记忆中，地震只是一段记载在书本中的历史。时光远去，精神不灭。大地震中一个个具体的拼搏的例证，抽象而成宝贵的精神，将穿越时空，在这片大地上，在孩子们的心中传承。

玉树二?一?

在地震灾区住帐篷的日子里

蔡继乐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强震来袭。刹那间，美丽的高原藏区，满目疮痍，一片废墟。

当时，我正出差在外。当天晚上，我中断采访回京。第二天中午，我就和同事樊世刚到达西宁。在青海省教育厅的帮助下，我们搭乘已被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征用的专机飞赴玉树高原。

到了灾区后，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废墟，一些空旷地带搭起了一排排的帐篷。青海省教育厅抗震救灾指挥部，就设在一所中学的操场上。得知我们是来采访的记者，指挥部的领导专门为我们腾出一间帐篷。

在玉树地震灾区住帐篷采访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克服了许多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困难。

玉树藏区，平均海拔4000米。强烈的高原反应成为考验我们的第一道难关。白天，我们到学校、到牧民家里采访，走起路来，经常是步履沉重，即使是走缓坡，也会气喘吁吁。刚开始几天，看见摄影记者樊世刚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满脸通红地到

处奔波，心里真为他捏了一把汗。

4月中下旬的玉树高原，昼夜温差极大。白天温度高，中午最热时能到20多度，而到了夜间，温度能降到零下10度。晚上睡觉前，倒一杯开水放在床边的桌子上，半夜醒来想喝口水，可拿起杯子才发现，里面的水全成冰坨了。由于条件有限，我们与指挥部的同志一样，每日三餐都是油馍馍就菜汤。吃到后来，真的是一看见油馍就没了胃口。

这些生活上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但是，每天白天采访结束后，写稿和发稿难，才是困扰我们最大的难题。由于地震破坏了电网，灾区大面积停电，指挥部只有一台柴油发电机发电，为了节省油料，每天晚上只供电3个小时。每天白天采访结束后，我们要赶紧回到驻地，第一时间进到那间专门用于工作的大帐篷内抢占位子，抓紧时间写稿发稿。有一次，我们采访回来晚了，找不到空位，还是教育厅一个小伙子看我们着急，硬挤出一个工位给我们。

尽管很艰难，我和樊世刚还是克服困难，每天坚持发稿。我们在玉树前后共坚守了8天，先后发稿20多篇、2万多字，还发了大量的图片。

飞赴玉树前，同事们叮嘱：“高原缺氧，要带一些抗高原反应的药物。”到了高原后，每次发稿与后方领导同事通话时，也必能听到一句：“有没有高原反应？要多注意休息。”不少同事还发短信鼓励并问候我们。这一切都让我们非常感动。

然而，在灾区的采访中，教育系统干部师生的感人故事一次又一次洗涤着我们的心灵。我们从内心里感到愧疚??同灾区教育系统的干部师生们相比，我们那点高原反应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