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中国教育报万期特刊,推动改革
2021-05-11 00:44:52华夏高考网革故鼎新击破体制坚冰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民办教师命运、流动儿童入学、农村学校撤并、义务教育免费、教育减负……几乎每一个教育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都有《中国教育报》的身影和声音。《中国教育报》用一篇篇凝聚着新闻人热情与理想的报道,引导舆论,推动教育变革,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清晰而深刻的足迹。
扛起主流专业媒体的责任
本报记者周飞
1998年河北省唐县“普九”,黄石口乡中学迁址建楼。由于资金紧缺,校长甄珠子受乡政府委托,向县新华书店、亲戚朋友和学校教师借债10余万元,用以修教学楼、建“七室”,改善办学条件。学校建起来了,欠债却难以还清。3年下来,学校仍欠债10万元。
年关又近,要账的追着甄珠子不放。2002年1月28日,甄珠子无奈之下来到中国教育报求援。
“我成了躲债校长、乞丐校长。”甄珠子双手不停地摆弄着那些欠账单,喃喃地对记者说:“我们山沟沟里的学校只订了一份《中国教育报》,和外界沟通就靠这张报纸。现在我们有了困难,不知道中国教育报能不能帮学校呼吁呼吁?”
我立刻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起来。那个时候,“普九”欠债在贫困地区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也是影响农村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了解了甄珠子校长所处的困境后,时任中国教育报总编辑赵书生、副总编辑陈志伟先后批示:尽快报道。
2月3日,《我咋成了躲债校长》在本报一版刊发,立刻引发社会关注,很多单位、个人伸出了援手:上海上益教学仪器有限公司捐款4万元,保定市教委拨款2万元,唐县中医院捐款1万元,河北辛集市个体户张英峰给学校寄去3000元……
在全社会的帮助下,学校的欠债还清了,但甄珠子的故事,把一个事关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摆在了公众面前,并且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发酵。
《新民晚报》《燕赵都市报》等陆续报道了甄珠子的遭遇,众多网站转载了本报报道,中央电视台推出两集系列片《躲债校长》。更多的“躲债校长”则用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心酸而又感动的故事。
3月初,两会召开之际,本报重点推出了关于“普九”欠债问题的讨论。“普九”欠债问题成为两会讨论的热点之一。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校长教师、企业老板、新闻记者……众多心系农村、关心教育,有良知和责任感的读者纷纷加入中国教育报的大讨论中。“普九”欠债政府还,逐渐成为越来越多读者的共识。
4月下旬,国务院召开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电视电话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强调,要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确保中小学教职工工资、正常运转经费和危房改造所需资金。此后,“普九”债务问题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到2007年,全国清理化解农村“普九”债务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随后国务院与有关省份签订化解“普九”债务责任书,中国农村学校中众多类似甄珠子的“躲债校长”终于可以卸下压在身上的这座债务大山。
从2月到5月,“躲债校长”的报道延续3个多月。发现真问题、报道真困难,通过大讨论让更多的公众关注农村教育、关注“普九”欠债,进而推动问题的解决,这是《中国教育报》作为主流专业媒体不变的“初心”。
一篇报道促成了地方立法
本报记者金志明
1996年,上海发生了一件广受社会关注的民事诉讼,起因是1994年某中学一名学生在体育活动课上,因为爬墙捡排球不幸摔倒造成身体严重残疾,生活终身无法自理。经过长达两年的协商交涉未果后,家长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学校赔偿94万元。
在那个年代,94万元称得上“天价”,因为这所上千人规模的学校一年的经费才不过200万元。
学生病卧床榻,家长悲愤难眠,校长一筹莫展……我先后去学校、学生家庭采访,根据实地采访材料撰写了《94万索赔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文,刊发在1998年1月11日的报纸上。报道刊发后,引起强烈反响,报社收到了全国各地许多读者来信。我也时常接到来信来电,一些有相同境遇的校长或家长希望我去采访报道,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倾诉。
随着采访的深入,愈发感觉到这不是个别的案例。放在全国来看,校园意外伤害还是有一定数量的,牵制了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庭大量的精力。
我找到上海市教育行政部门,搜集了大量案例,与他们讨论解决之策。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此时已经在做相关立法调研,有关同志找到我了解情况,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
校园发生学生意外伤害事故,从时间角度看是无法完全避免的,我们可以做的是把这种事故减少到最低限度,尽力在教学设施上做好安全防御,利用各种形式加强学生安全意识教育。再就是在事故发生后的处理,学校应该建立起事故处理预案,如何送医、如何通知家长、如何保全物证等,但最核心的是建立社会化保障救助体系,以及法律法规层面的事故处理办法,使学校和家长在事故处理过程中有法可依,而不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2001年2月13日,上海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29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在全国率先立法。由此,校园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处理走上了法治的轨道。
一篇报道,能在改变现状中发挥一点点作用,让这个世界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变化,应该是记者的责任和使命。
敬畏手中的这支笔
本报记者赵秀红
十几年前,我走出北师大的校门,跨过一条马路,成了与北师大一街之隔的中国教育报记者。彼时,我对记者这个职业的理解还是懵懂的,直到碰到一篇稿子,才懂得敬畏手中的这支笔:记者笔下有是非,笔下记录历史,笔下推动变革。
2009年两会期间,时任中国教育报副总编辑李功毅看到了一条只有三四百字的消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宋贵伦透露了一个信息:今后3年,北京市将购买5000个社区服务岗位,提供给高校应届毕业生。李功毅认为这是个好线索,派我深入采访。
我接到任务已是3月11日下午,两会即将结束,但我当年不是上会记者,无法直接进入住地采访。几番辗转,第二天我还是采访到了宋贵伦。在采访中,我才了解到,党的十七大之后,北京于2007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以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宋贵伦提到,北京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发展迅猛,但在“两新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社会服务、社区自治等工作薄弱,因而急需一批高素质的社工专业队伍来支撑这一改革。
3月19日,我采写的《“大学生村官模式”从农村包围城市》见报,总结了北京经验,也客观反映了北京“大学生社工计划”推进中遇到的困难。比如,待遇低、任务重一直是社区队伍建设的不利因素。
3月25日下午,北京市委社会工委来电,称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对此文作出重要批示,批示给中组部、北京市委几位领导,要求“中组部与北京市继续完善这一措施”。
据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反映,本来北京大学生社工计划在推行中遇到不少阻力,比如,编制的问题一直没能落实,因为有了重要批示,大学生社工的北京户口得以解决,待遇得到提高。大学生进社区工作随后在全国逐渐推开。
报纸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让我手中的这支笔有了不一般的能量,去推动一项新的改革破除阻力,落地生根,我第一次真真切切体会到新闻人的职业成就感。8年过去了,我还是大学生社工的“热切关注者”。,北京市社会领域纪念建党95周年大会上传出好消息:1047名“大学生社工”进入党组织班子,社区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形成了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社区自治“三位一体”的完善治理体系。我很开心,至少这里,有我这个新闻人的一把劲儿,有《中国教育报》的一份贡献。
永远不要失去勇气和信心
本报记者刘华蓉
策划呼吁义务教育免费报道的时候,面临的阻力显而易见,当时一位上级部门的重要领导给了八字定论:脱离国情,不切实际。但孩子辍学的一幕幕,以及各界支持的声音特别是基层老百姓的呼声,总在激发我们发声。
这个选题的有力支持者是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李连宁。我去找他征求意见,尽管他说不便给报纸写文章表态,但明确表示支持义务教育免费的想法。
另一个有力支持者是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去找他,没想到,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不仅答应写稿,还说要把这个意见带上两会。
于是,2003年3月4日的《中国教育报》上出现了通栏醒目的大标题??《免费,免费,义务教育发展的新呼唤》,刊发了我写的一篇农村学校见闻,用事实说明义务教育免费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免费特别迫切,并配发了周洪宇、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等人呼吁免费的文章。这份报纸当天送到两会代表委员住地,很多代表委员看后主动找周洪宇讨论,表示支持。
周洪宇不仅给报纸写了《完全免费制应自农村始》一文,而且在代表团讨论时极力呼吁、找代表联署提交议案。更难得的是,周洪宇趁即将当选总理的*到代表团参加讨论的机会,于3月6日将这一期《中国教育报》送给了*。*当场接过报纸,看了题目说:“农村义务教育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提得很好、很及时,我们会研究的。”
从这一天开始,义务教育免费引起其他中央媒体关注。两会结束后不久,财政和教育部门就进行经费测算。当年9月,全国第一次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要求对贫困地区学生实行“两免一补”。
《中国教育报》推动、见证、记录了后来的每一步:2006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政策惠及5000多万名西部农村中小学学生,当年就有近20万名因贫困辍学学生返回学校;2007年春天,“两免一补”政策推广到中东部地区,对全国40万所农村中小学近1.5亿名学生全覆盖;2008年秋季,中国终于实现了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
事后回顾,这件事情的延展轨迹特别清晰:本报率先发出义务教育免费呼吁,引发两会热议,引起其他媒体关注,促成党和国家的行动,最终实现全免费,整整经历了5年。
教育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注定是需要情怀的。每当想到亿万孩子在校园安心读书,再没有交不起学费的担忧,每当想到这份报纸和每个身处其中的人作出的点点滴滴贡献,总能激发起更多的信心和力量。在《中国教育报》这个平台上,永远不要失去勇气和信心,它总能作出意义非凡的伟大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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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归队1984年9月18日,本报记者陈孟炯报道《云南许多地方任意抽调教师群众反应强烈》,批评云南多地抽调教师做行政工作,严重影响教师队伍稳定,文章引起社会关注,各地先后推动教师归队。
民转公1989年10月28日,本报记者刘
“一二?八火灾”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发生特大火灾,288名孩子不幸遇难。本报记者李葆华报道《刹那,如果……克拉玛依“一二?八”特大火灾留给人们的思考》,对事件进行回顾反思,产生重大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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