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感动中国毛卓云先进事迹观后感心得体会【精华】

浙江省宁波市看守所艾滋病在押人员专职管教。12年来，毛卓云累计管理教育涉艾在押人员524名，他坚持用爱心和智慧温暖矫正在押人员，确保刑事诉讼顺利完成。

毛卓云 艾滋病监区的好警察

他归纳总结出涉艾在押人员管教工作“五心法”，为浙江省特殊监管对象管理工作提供经验遵循，并在全省公安监管系统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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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监区风险高，每天上班如同走在高压线上。对待艾滋病在押人员，压，行不通;哄，行不远;骗，走不近;在荆棘中，毛卓云摸索前行。

“刚开始与艾滋病人完全没办法接触，只能通过‘冷处理’。”毛卓云说道，于是他选择给在押人员写信。毛卓云记得很清楚，那时看守所为了保护管教，还特意改造了几间隔离性强的特别监室，监室有厚厚的玻璃门。他把一封封信件贴在监室玻璃门板上。

毛卓云回忆，“信的内容大致是，我们是平等的，你们可以提出自己的需求，但必须合理，我们尽量满足，但我们也有对你们的要求……”信件，成为连接毛卓云与在押人员“红丝带”。

亲手写信这件事，毛卓云坚持了12年。他与前往监狱待观查人员，常有信件往来，但因办公室搬迁、信件传输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毛卓云只保留下来近百封。

6月21日，毛卓云收到来自十里丰监狱的一封信。写信人是因贩卖违禁物品罪、运输违禁物品罪判为死缓的小郭(化姓)，曾在宁波市看守所刑拘一年零八个月。他在信中说道：“今年我已经收到您的4封来信。在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我又回想起那段时间，是你的耐心、关爱让我从绝望、黑暗、无助中振作起来。”

毛卓云说，2015年，小郭被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后，痛哭流涕，心灰意冷。但因其检举他人贩毒行为，毛卓云帮其打印改判案例，用爱心激发小郭的求生愿望与重新做人的决心。之后他们便通过信件联系至今。

他用法律、温情、关怀、爱心与艾滋病在押人员牵起彼此信任的“红丝带”，帮助他们认罪悔过、重拾信心、重归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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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他主动将自己的办公室搬进了与艾滋病犯仅一墙之隔的监室，把自己关在铁门里办公。

他不仅关心曾看管过的艾滋病犯进入监狱的状况，甚至还为出狱的他们建立微信群，介绍工作，安排住处。有一次，还接到了一个相熟的房东电话，说租客不光没付房租就跑了，还偷走了家里的笔记本电脑。老毛只能连连道歉，可帮扶却还在继续。

“我总觉得，只要他们走上社会，真心改过，未来，做我们这行的民警，压力也不用像我这么大。”

妻子觉得他傻，同事们觉得他疯，就连曾经的在押人员、如今在监狱服刑的罪犯郭佳乐也写信劝他：“你年纪也大了，要注意身体，该马虎的就马虎下，还有两三年工夫就退休了，不要太执著了。”

可老毛就这样，在一点一滴中，走进了在押人员的心。不少人在离开看守所后，还时常给他写信，曾经的在押人员赵磊在信中写道“没事的时候想想我在看守所的日子，真的挺想你……我想着等我年底出去后，一定去找您喝酒!”

然而，走访结束前，就是这样一个所有人眼中的“英雄”，却偷偷告诉我：12年间的每一天，自己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他已经数不清偷偷去过多少次医院。检查报告每每都要推迟好几天才敢去取。这些年，他头发白了又染，染了又白。

还有四年，这个宁波市唯一的男性艾滋病犯专职管教民警，就要退休了，希望新的民警也能如他一般，坚守岗位，成为迷途者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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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市看守所里，有三个 特殊的监室，一直由 民警毛卓云看管，12年来的坚守，他用心感化了500多名艾滋病人员。

每天午饭后，民警毛卓云都要去看守所里的三个特殊监室巡视一下，询问在押人员的身体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

2007年宁波市看守所成立了艾滋病监区，承担宁波市全部艾滋病在押人员集中羁押任务。第一任管教民警管了十个月，之后毛卓云接过来，一做就是12年。

徐爱英得知丈夫接手这个特殊监区的时候，已经是两年后的事情了。 虽然 徐爱英自己也是监狱的管教民警，但一开始她仍旧不理解丈夫为什么要接手这个监区。后来，毛卓云不但说服了她，还经常向她请教管教知识，成功的将家里的反对派，转变成了同盟军。

毛卓云说，自己是农村出身，又是军转干部，艾滋病在押人员也是人，他心存善心接下了任务，可没想到第一次进监，就被在押人员来了个下马威，连门都没进去。

患有艾滋病的在押人员，很多人刚来的时候，都有自暴自弃的心理。毛卓云想了个办法，就是趁他们放风不在的时候，贴上一封自己写给在押人员的信，和他们先交交心。

一封信，两封信，慢慢的在押人员逐渐接受了毛卓云。在和他们交集中， 毛卓云 深刻体会到他们内心中的矛盾所在，既希望得到他人的理解和同情，又不愿接受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的现实;既担心受到他人的歧视和嘲笑，而又迫切希望有人去关心、帮助他们。一次次的交心后，毛卓云慢慢打开了他们的心扉，甚至脱掉了配备的全套防护服，在在押人员的口中，他从毛管教，变成了毛校长，而这样的交心，毛卓云依旧每天都在做。

12年来，毛卓云管教过500多名艾滋病在押人员。刑满释放后的他们，寄来了一封封感谢信，发来一条条的汇报工作生活的微信，以及表达出对生活的热爱，对社会的感恩，这就是毛卓云12年的坚守与收获。他总结出“近心正心劳心破心宁心”五心工作法，也为此类特殊群体管教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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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徐爱英已记不清是秋天还是冬天，只记得是个再寻常不过的傍晚。

一家人吃完晚饭，正围坐在桌边，她随手翻开当天的《宁波晚报》，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宁波市看守所有一个特殊的艾滋病监区，里面的在押人员，有的杀过人，有的抢过劫，有的被判无期或者死刑。除了患有艾滋病，他们还具有攻击性，若想要你的命，不需要任何武器，只需要咬你一口，抓你一下。而一位普通的民警已经专职看守这个特殊的监区整整两年。

彼时的徐爱英已在宁波某监狱做了好些年的狱警，却是头一回知道丈夫所在的单位居然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监室。身为同行，她自然知道其中的不易，更对报道里的“同事”心生敬意。

余光扫到角落里的照片，她突然顿住了。虽然只是一个模糊的侧影，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然后，有些不敢置信地望向身侧喝茶的丈夫。她没法相信这个新闻里已经专职看守艾滋病犯整整两年的民警，居然会是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毛卓云。

那一年，老毛家的气氛低到了冰点，争吵冷战，最后，以妻子的默许告终。

那一年，对于全国看守所一线民警来说，也格外艰难。2月，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发生“躲猫猫”致死事件，一时间舆论沸腾。人们对“看守所”的偏见日深，而老毛面对的还是死亡率极高的艾滋病在押人员。“千万不要死人”成了压在他肩膀上最重的一座山。毛卓云清楚地知道，哪怕只是病情恶化后的自然死亡，也会把看守所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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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并未出台涉及艾滋病人犯罪的专项法律法规，所以针对艾滋病人犯罪各地采取的措施并不相同。由于执法成本过高，及关押条件有限等客观原因，多地都选择“暂不收监”或“保外就医”。

在全国范围内，宁波是较早实现艾滋病犯集中羁押的城市。

2007年，为打击以患艾滋病为由逃避法律制裁的违法犯罪行为，宁波市公安局决定在宁波市看守所设立艾滋病监区。从部队转业的民警毛卓云成了这个岗位的不二人选。

哪怕做了诸多心理准备，初到监区的老毛还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没有亲眼所见，你很难想象艾滋病的可怕。很多在押人员都有过吸毒史，吸毒导致的血管硬化，会逐步将血管堵塞、损坏，很多人的腿都是黑色的，晾在那里一直腐烂。不少并发症，也会让他们身体溃烂，发出一种死老鼠的味道。正常人根本忍受不了。”

比身体状况更为可怕的，是艾滋病在押人员求生意志的日益溃败。其中多数都有自残自杀倾向，更有甚者，还对老毛说，自己的刑期比命长，如果在看守所里自杀还能给家里省点钱。

其中，最让老毛印象深刻的就是阿杰。

2009年春天，看守所里来了一个29岁的小伙阿杰。因为吸毒过量产生幻觉，大中午拿着个榔头，冲进了天一广场的一家金店抢劫。“其实，他也没抢到什么金器，就是拿着榔头在柜台上哐哐哐砸了几下，最终因入室抢劫被判14年。”

收押时，他被查出患有艾滋病。老毛告诉我，艾滋病监室里的在押人员，多数都是因为吸毒贩毒进来的，如今23个在押人员中，有14人都和违禁物品沾边。其中大部分人，都和阿杰一样是在收押过程中检查出的艾滋病。对身体的绝望，是多数人产生自杀倾向的主因。

从2009年3月至2009年7月，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阿杰自杀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5月的早晨，集体放风时阿杰突然毫无征兆地冲出监室，脑袋“咚”地一声撞在了水泥做的水槽上，还好受伤并不严重。

第二次，则是在放风场用裤子上吊自杀，结果没挂住，脑袋朝下撞到了地上。那情形老毛怕是一辈子都不会忘，殷红的血咕咕地往外冒，所有值班民警一窝蜂地往里冲，没有人顾得上自己的安危，只一心想控制好阿杰，以防他再撞上一回。

等到混乱过后，老毛的手上衣服上已沾了不少阿杰的血。摊开手掌，殷红的颜色格外刺眼。

这不是他第一次沾到艾滋病在押人员的血，可每一次都还是会让他后怕连连。他一个人站在水槽边一遍又一遍地洗着手，却总觉得，怎么也洗不干净。

没有人知道老毛究竟花了多少心血，才让这样一个一心求死的人重燃生机，一天，阿杰突然仰着脸问老毛：“毛警官，你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赎罪?”老毛告诉他，就从每天做一件好事开始吧。自此以后，他天天抢着打扫监室。

后来的某天，阿杰无比认真地告诉老毛说：“您放心，我会好好活下去。”那一刻，这份职业带给他的价值感，无与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