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高管薪酬改革,普遍降薪已成事实

据悉，，新一轮高管离职履新潮又来了。这是否和银行高管薪酬改革有关系呢，下面一起了解一下其中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初，超过10位银行高管离职;其中包括中国银行副行长祝树民、岳毅，以及该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而最近两个月内，国有银行和央行均有多起高层人事变动。

记者注意到，1月1日起实施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致使央企、国有金融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年薪不能超过60万元。换句话说，，或将成为国有五大行的高管们拿高薪的最后一年。

真的是限薪令引发的高管离职潮?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的多位银行业内人士坦言，目前看来高管离职多是由于岗位上工作调动，或者有些人已经到退休年龄，即便有因为限薪令离职的那也是个别现象，不能成为趋势。

建行行长王洪章表示，降薪是中央非常正确的决定，也是解决领导干部薪酬公平的很好的政策。银行高管还享受政治待遇和职务上的安排，和政府干部也可以互调，工资向公务员靠拢有利于公平干部薪酬。

高管大离职

4月2日晚间，中国银行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收到祝树民先生的辞呈，祝树民因工作调动，辞去公司副行长职务。公开简历显示，祝树民今年55岁，1998年开始进入中行工作，有丰富的银行业从业经验，并在基层工作多年。

这已是中国银行今年以来第三位离职的高管。此前的3月26日，中国银行公告称，该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离职。同月6日，中国银行公告称，“元老”岳毅辞去副行长一职，加盟中银香港，担任中银香港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和总裁之职。

与詹伟坚的“空降”不同，岳毅可谓是中行的元老级人物。自1980年开始，岳就在中行任职，担任过零售业务部副总经理、个人金融部总经理、个人金融业务总裁、金融市场业务总裁等重要职位。

不仅是中国银行，过去两个月，中国国有银行和央行均有多起高层人事变动。2月10日晚间，交行公告称，钱文挥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交行执行董事、副行长等职务。

资料显示，53岁的钱文挥是交行排名第一的副行长，分管的部门涵盖了公司机构业务部、投资银行部、资产托管部、国际业务部等核心业务部门。工行公告的其离职原因是：加盟工行出任高管。3月2日，工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钱文挥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2月16日，上海银行发布公告称，“根据国家金融工作需要，范一飞先生已向本行董事会提出辞呈，请求辞去本行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该辞任自2月16日起生效”。51岁的范一飞，于一周后的2月25日，已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职务。

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的多位银行人士坦言，近期频繁的人事调换混合的元素比较突出，一方面，银行高管一般是在同性质银行之间流动，比如从国有银行履新到国有银行。3月25日晚间，交行发布高管辞任公告称，朱鹤新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副行长职务，辞任自当天生效。朱鹤新成为两个月内，第二位辞职的交行副行长。而对于朱鹤新的去处，市场传其下一站或赴任中国银行，担任副行长。

另一方面，银行高管从之前同性质银行之间流动，到从国有银行流向股份制银行或者民营银行。如前建行副行长朱洪波履新光大集团党委副书记。3月10日晚间，建设银行发布公告称，因工作变动，副行长朱洪波近日已辞去该行执行董事、副行长的职务。随后光大集团公告表示，朱洪波履新光大集团党委副书记一职。

央行高管也在调整。央行上海总部原副主任凌涛退休前1个月突然“裸辞”，任华瑞银行董事长。凌涛出生于1954年7月，分管过调查统计研究部、金融稳定部、跨境人民币业务部、综合管理部。除此之外，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周金黄加盟华瑞银行，出任副行长;原央行深圳支行支付结算处处长万军任微众银行副行长。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今年银行高管频繁变动，更多的情况是组织上安排岗位调动，但有些也一定程度上与业务压力有关。

据悉，业务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银行业之间的竞争压力，从对公业务到零售业务，再到小微客户的争夺，银行业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二是外延性压力，来自于互联网等新兴业务的挑战，像支付宝[微博]这样的业务有了和银行业竞争的可能。

“银行业面临创新的压力更大，且船大不好调头，在考核压力和业务创新压力的双重炙烤下，银行业高管频频出现离任。”一家股份制银行负责人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限薪令效应?

国有银行高管离职和限薪令到底有多大关系?

1月1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实施。“今年是限薪令实现第一年，作为上市公司中的‘薪酬高地’，银行薪酬备受关注。”上述股份制银行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问题是，《华夏时报》记者根据已经发布的年报统计发现，虽然各家银行的净利润增速大幅倒退至个位数，但五大国有银行高管薪酬尚未受到限薪令大面积影响，甚至一些高管的薪酬还略有上升。

根据年报显示，国有五大行中，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税前薪酬合计113.2万元，比2013年增长了2.1%;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税前薪酬合计108.9万元，增长了0.2%;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税前薪酬合计108.32万元，增长了8.7%;农业银行行长张云税前薪酬合计107.15万元，增长了1.2%;而交通银行行长彭纯税前薪酬合计100.76万元，其于2013年10月任交通银行行长，2013年税前薪酬仅为42.01万元。

对于限薪令，银行高管也在年报业绩发布会上有所表态，建行董事长王洪章在香港业绩发布会上“自曝”降薪。他称，出席发布会的四名高管中，除首席风险官曾俭华外，他本人和副行长庞秀生、杨文升三人都已经降薪。

同时，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的年报中都指出，根据国家政策，这几大行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监事长、执行董事等其他管理人员薪酬按照原办法执行。自起，这几大行高管薪酬按照国家对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改革的有关政策执行，具体薪酬水平将在年报中显示。

银行高管薪酬普遍下降已成不争的事实。

相比之下，股份制银行之间高管薪酬差距明显。从已公布年报的股份制银行来看，以行长薪酬为例，平安银行行长邵平薪酬最高，税前薪酬总额为835.27万元;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税前薪酬总额为474.60万元;今年1月份，民生银行因原行长毛晓峰事件，由洪崎董事长代行行长职责，其税前薪酬总额为450.74万元;浦发银行行长朱玉辰税前薪酬总额为150万元;李庆萍于7月任中信银行行长，其税前薪酬总额为84.47万元;赵欢于3月任光大银行行长，税前总薪酬为78.10万元。

“因限薪令离职的情况可能会有，但也只是个例。”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表示，大部分还是组织上安排岗位调动，并非个人意愿。

该银行人士口中的个例就是詹伟坚的离职。詹伟坚为英国国籍，之前曾在渣打银行、信孚银行、德意志银行任职。中行此前公开披露信息显示，詹伟坚2013年税前年薪高达850.18万元，在当年所有中国上市银行高管中最高，比大部分高管如董事长、行长的薪酬高出许多倍。

“詹伟坚属市场化聘任的专业人士，执行协议薪酬，合约期满离任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对此，中行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限薪令会不会影响基层员工的收入?不过从当前年报来看，银行业正努力提高基层员工薪酬。中国银行在年报中指出，过去一年，中国银行向境内分行配置基层网点员工专项补贴、同工同酬补贴、薪酬竞争力补贴，进一步提高了基层员工薪酬水平。王洪章此前也表示，要逐步减少管理层和基层员工的薪酬差距，薪酬要向一线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