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具体时间表,社科院建议从开始实行延迟退休

社科院：建议从2018年开始实行延迟退休

中国社科院昨日建议从2018年开始实行延迟退休，并建议先从女性开始，将女职工退休年龄从50周岁延长至与女干部一致的55周岁。

建议先将女职工退休年龄统一为55岁

上述观点出自昨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

绿皮书建议，在2017年养老金制度并轨完成时启动延迟退休，并将退休年龄分为职工养老保险领取年龄和居民养老保险领取年龄。其中，职工退休年龄改革分两步，首先将女性职工退休年龄统一规定为55岁，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差别，然后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每6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同时达到65岁。居民养老保险退休年龄改革从2033年开始，每3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完成。

报告还建议，在退休年龄改革中引入弹性机制，可考虑以法定退休年龄为基准，规定人们可提前或延迟5年退休，但养老金待遇与退休年龄挂钩。

全面两孩不会引起生育水平的全面反弹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放开全面两孩。绿皮书认为，全面放开两孩生育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

绿皮书指出，目前受生育政策影响的人群已经非常小，主要是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国有企业的职工，而其他社会群体受政策的约束并不大，这些群体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即使在过去政策框架下实际上也没有受到严重的抑制。全面放开两孩生育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低生育水平的现实，人口发展的基本形势和态势也不会因此发生转变，人口老龄化将继续，但与不放开政策相比老龄化程度有可能减轻。

绿皮书认为，如果全面两孩能带来生育水平的反弹，应被视为正面和积极的信号，因为放开生育政策的目的正是希望生育率回升。

未来公务员工资上涨空间有限

今年来，随着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也进行了调整，并在今年7月底前兑现完成。按全国平均水平计算，月人均实际增资300元左右。

对于未来公务员工资是否应该继续上涨的问题，绿皮书认为，公务员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提高的空间都不大。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这种形势下，公务员工资不应该超出居民平均收入的增速。而且，在经济下行期，物价压力不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连续3年低于3%，因此，公务员名义工资提高的空间也非常有限。

绿皮书建议，公务员工资整体上涨的空间虽然有限，但是也应该考虑到公务员群体的合理诉求和人员结构的现实，对公务员工资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该不该急着推行延迟退休

延迟退休该如何推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等机构12月2日在北京发布的一份报告建议，延迟退休可分“两步走”：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至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65岁。(中新网12月2日)

从应对未来养老金支付压力、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等角度来说，的确有必要尽早推行延迟退休，但也有很多因素不利于早日推行。比如，公众对延迟退休的认可度与接受度不高，我们的经济转型有可能会带来就业压力。尽管有关方面一再宣称“延长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但到今天为止，大多数人仍未能接受这一做法。在相关新闻跟帖中，多数网友明确反对延迟退休。只有说服多数人接受，这项改革的效果才能显现。人社部之所以提出，在推出方案5年后才渐进式予以实施，这或许是因为共识尚未形成，延迟退休缺乏民意基础。从推出方案到正式实施的这几年间，实际上是一个“缓冲期”，以化解公众反对情绪。应该说，这种“缓冲期”的安排是合理的。

不少人反对延迟退休，既是从利己角度考虑，也是因为应对老龄化还有很多选项，比如划转国资充实养老基金、拓宽养老金投资渠道、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仓促推行延迟退休，并不利于有效化解分歧。只有拿出有力论据来证明延迟退休很有必要，才能为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如果说，一个国家就业岗位的总量是相对固定的，老年人延迟退休就会占据部分就业岗位，毕业生、年轻人必然就业压力增大。目前，我们的经济正处于转型期，人社部设此“缓冲期”，或许也考虑到了经济转型与就业问题。那么，如果从2018年开始延迟退休，是否会对就业产生影响呢?又是否会对我们经济的平稳与快速发展带来一定的损害呢?

在人社部已明确延迟退休时间表的情况下，“2018年开始延迟退休”这样的专家建议未必会被采纳。但这也提醒我们，某些建议似乎有意忽视了公众情绪。很显然，只有官意与民意达成一致，延迟退休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还有一点需要慎重考虑的是，改革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阻力。要化解推行延迟退休政策的阻力，不能简单、急躁，而要有耐心有诚意去面对这些困难。反对延迟退休的公众也不是不讲理，关键在于如何去说倾听、吸纳民意，从而制定更为恰当的政策推行方案。如果充分考虑公众权益，比如推行更具弹性的政策，把选择权交给公众，反对意见必然大幅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