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领导干部禁烟令实施不能有死角

江全：执行禁烟令不能搞“任性”

5日，中国疾控中心联合中国控烟协会召开新闻通报会，公布了自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领导干部“禁烟令”一年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执行情况的最新调查数据。其中，黑龙江、湖南、广西、青海四省区既无发文又没有其他举措，成为死角。(1月6日《北京晨报》)

吸烟有害健康，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干部在公务活动、公共场所吸烟，不仅影响自身和他人健康，也影响干部队伍形象，特别是在公务活动中相互递烟，表面上看是增进交流和感情，实则会助长官僚习气，公务活动提供烟草制品也会增加不必要的公费开支。2013年，在中央出台的系列“禁令”中，也包含了“禁烟令”，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学校、医院、体育场馆、公共文化场馆、公共交通工具等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在其他有禁止吸烟标识的公共场所要带头不吸烟。公务活动承办单位不得提供烟草制品，公务活动参加人员不得吸烟、敬烟、劝烟。要严格监督管理，严禁使用或变相使用公款支付烟草消费开支。

“禁烟令”实施一年来，大多数机关单位都开展了控烟活动，很多干部也会自觉克制在公共场所和公务活动中吸烟。但四省市既无发文又没有其他举措，成为死角实属不该。仅仅发个文或许并不能真正达到机关控烟的效果，要使“禁烟令”落到实处，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防控和治理，决不能听之任之，让一些单位和干部总是那么随意和“任性”。

实施全面控烟禁烟，需多管齐下，明确谁来管、怎么管、违反禁令怎么处理等问题。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如果能从立法的高度来规范违规吸烟行为，必然会对控烟起到积极作用。就日常公共场所禁烟来讲，如果明确卫生计生部门有监管职能，卫生计生部门就要负起监管责任，党政机关的办公场所也属于公共场所，也要依法依规接受监管。就党政机关来讲，控烟的职责大多会在办公室，办公室如何说服领导不在办公场所吸烟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而且很可能会遭到领导的反感。因此机关控烟不仅要加大宣传，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引导，更需要有力地制度保障，领导干部违反禁烟规定，也要受到约束和惩处。关于公务活动中的控烟，既然已经有了“禁令”，就必须严格执行，也要加大对公务经费的监督和管理，防止开支或变相开支烟草制品，从根源上杜绝公务活动中吸烟。

评论：领导干部带头禁烟，不能有“死角”

据中国疾控中心联合中国控烟协会通报，自2013年中办、国办发布领导干部“禁烟令”一年来，黑龙江、湖南、广西、青海四省区对“两办”通知不转发、不贯彻、不落实、不执行，成为死角。(1月6日《北京晨报》)

《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的通知》已发布超过1年，但仍有4个省区“成为死角”，这样的“禁烟令”落实状况，无疑令人倍感遗憾和失望。

这不仅是因为从作风建设角度，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做法明显有违“反四风”要求;更是因为从“禁烟”角度，这一“禁烟令”未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的现实，也很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妨碍“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控烟政策的有效推行和实施。而最近国家卫计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已明确，“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在我国庞大烟民群体中，公务员一直都是吸烟率非常高的“重灾区”之一。

　　如此前江苏省疾控中心的调查显示，在医务人员、公务员和教师三类人群中，公务员吸烟率最高，达到40.1%。而2013年北京市爱卫会的调查也显示，超过7成的机关、单位领导班子中都有“烟民”存在，超3成“一把手”吸烟。

而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得不到认真的贯彻落实，势必不仅无助于改变公务员吸烟“重灾区”，而且也不可能通过“领导干部带头”来充分发挥“以良好的政风带动民风”的作用。

当然，在为4省区未充分贯彻落实“禁烟令”感到遗憾失望的同时，也要清醒意识到，对此也没必要太感意外和不解。

一方面，应该看到，其一，除了上述4省区，其他省区“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的贯彻落实情况究竟如何，目前还没有翔实具体的事实证据;其二，就“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而言，“领导干部带头”固然是非常必要的一个环节，但它显然又远远不是事情的全部，除此之外，全民的广泛参与、公共场所禁烟执法的充分到位，事实上才是更为关键的环节。我们知道，近年来全国许多城市都曾出台过地方性控烟条例，但现实中的实施状况却一直难如人意，“公共场所吸烟现象仍十分普遍”，一些城市甚至“几年没有开出一张禁烟罚单”。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站在“全面控烟”角度，“公共场所禁烟”其实也并非“全面控烟”的全部。

除此之外，进一步的措施事实上还有许多，如在烟草销售方面，全面彻底禁止一切形式的烟草广告;在卷烟包装标识上印制“大而明确、醒目和清晰”的图形警示;在烟草税收方面，进一步提高烟草税率、抑制烟草消费;在烟草管理方面，改变现行“政商不分”、在“控烟?卖烟”上存在严重角色和利益冲突的烟草专卖体制。而在所有这些“全面控烟”方面，目前我们无疑还存在许多“短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最近审议的《广告法》修订草案，在禁止一切烟草广告方面仍留下许多“口子”;相比控烟先进国家，我国烟草税率仍明显偏低，烟草税占零售价的比例只有43.7%-48.7%，而国际烟草税负的平均水平65%-70%。

而要彻底改变这些，显然不能仅靠“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也不能只警惕这方面存在的“死角”，还需进一步在其他更多更广泛的控烟领域也实行“领导干部带头”，进而确保推动落实《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已明确的各项全面控烟措施。(楚一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