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圈子文化 克服好人主义民主生活会

反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民主生活会发言稿

自建党以来，“小圈子”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叫法，比如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权力小圈子、拉帮结派、团团伙伙等等。

中国共产党历来反对在党内搞“小圈子”。*1937年9月7日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夺取全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建国之初，*就强调了小圈子的危害性。1950年6月6日，他在《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讲话中指出，“试问：不把百分之八十的人团结好，能够做好工作吗?小圈子主义的危险性，难道还不明显吗?”

*认为，与小圈子的斗争是经常性的。1956年9月16日，他在中共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指出，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

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沈友军认为，“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机性、帮派性、贪婪性的特点，是一种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腐朽文化，完全与党的宗旨意识相悖，须用制度坚决破除。

官官勾结、权权交易，拉拉扯扯、搞小圈子，拉帮结派、山头主义……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情况显示，这些团团伙伙的不良风气，在不少地方依然存在，问题不容小觑。(人民日报)“朋党之争”是唐朝末年，宪宗元和三年，制科考试时，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抨击宰相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叙用。此后，此起彼伏，两个小圈子之间从未中断，直至宣宗时牛僧孺病死，牛李党争才告结束，为此，唐文宗为此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以史为鉴，笔者以为，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是为政大忌。

“小圈子”以权力、利益，以关系网为纽带，利益与关系延伸之下，“小圈子”逐渐进化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和利益集团，他们对内抱团取暖，对外相互勾结扶持，最终导致权力变味，党纪国法失尊，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也被破坏贻尽。而“小圈子”也不是一个法外之地，进入其中短期之内可能名利双收，飞黄腾达，但一朝大树倾倒，就将集体沦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下，也导致了许多腐败窝案，如茂名腐败窝案，山西吕梁窝案，“周老虎”案，都是“小圈子”和党内帮派的牺牲品。*同志在今年年初讲话中提到，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

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而现实中，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因此，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是为政大忌。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绝不允许自行其是、阳奉阴违。广大党员干部更应永远明白，真正的“护身符”，不是“哪条线”“某圈子”“谁的人”，而是心中那把遵纪守法的戒尺。

反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民主生活会发言稿

?望记者调研发现，要破除“圈子文化”，不但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引导，更要在制度上找到突破口，从源头上肃清“圈子文化”流毒。其中最关键的，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首先，加强宣传警示和教育引导。

“‘圈子文化’是一种极端利己的维护帮派私利的价值观。”沈友军说，可通过媒体广泛宣传，让广大党员干部加深对“圈子文化”危害的认识，自觉远离和抵制“圈子文化”的侵扰。

“共产党人的文化，内核就是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取向，就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文化传统。”沈友军说，“共产党人只有弘扬和践行共产党人特有的优良传统和价值观，才能真正做到不搞小圈子、不走腐败路，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其次，防范权力过度集中。

“‘圈子文化’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些地方或部门‘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沈友军说，应进一步以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为依托，以各执行部门为基础，促使权力实施民主化、透明化，在明确“一把手”权力的同时，更要明确其他班子成员、各执行部门负责人的权力，分工负责，各司其职，促进决策、执行机构的内部约束与监督。

第三，完善政绩考核规范用人制度。

李成言说：“落实好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等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必经程序和基础环节，可以从根本上遏制‘圈子文化’蔓延”。

第四，加强依法反腐。

“针对我国反腐败立法尚存在惩治腐败的规则较为分散、欠缺反腐败综合性立法等缺陷，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李成言建议，“应制定反腐败基本法，还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完善专门的反腐败单行法律。”李成言举例说，“比如完善惩治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犯罪、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方面的法律规定，最终实现依法治腐的目标。”

反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民主生活会发言稿

反对和克服好人主义，要从思想理论上划清是非界限。有的同志认为，现在不能搞过去“左”的一套了，不要动不动就批评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固然，上纲上线大批判和无情斗争的“左”的那一套必须摒弃，但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必须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必须发扬。把开展批评、揭露和纠正缺点与错误视为“左”的一套，以“做人要与人为善”、“对人要宽容”为由奉行好人主义，都是不对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为人处事首先要讲党性原则，与人为善不是一味地讲好话讨好人，更重要的是要善意地批评帮助人。对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不闻不问，是对同志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对那些严重违纪违规的言行讲宽容，实际上起着掩护和放任这些错误的消极作用，为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的滋生蔓延开了方便之门。对领导干部来说，这是一种失职渎职行为。事实上，怕得罪不守规矩的少数人，就得罪了遵规守纪的多数人;不揭露和纠正不正之风，就伤害了正直廉洁的同志。一身正气、敢抓敢管的干部，绝大多数群众是拥护的，“选票”也丢不了多少。有的同志认为，维护班子团结非常重要，不要因为批评人伤了和气。确实，维护班子团结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是增强班子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但班子团结应当是在坚强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而不是没有原则是非的一团和气。那种没有积极思想交锋、没有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一些重大敏感问题没有是非曲直的班子，表面上的团结往往是不牢靠的，也是难以持久的。有的同志认为，批评人要讲究方式方法，还是多表扬多鼓励为好。这个话没有错，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人以此为托词，过分“讲究”方式方法，结果批评人像表扬人，根本起不到批评的作用。党内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任何时候原则都是第一位的，方法是第二位的，原则是非要清楚，好恶态度要鲜明。领导工作要以调动积极因素为主，但克服消极因素的工作也要抓。共产党人要讲究领导方法，但不能做没有原则是非的“好好先生”。

反对好人主义，要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克服个人主义。好人主义的实质是个人主义，是把个人名利得失摆在党性原则之上的价值选择。精于算计个人得失的人、四面讨好的人，往往也是功利私心比较重的人。为什么要无原则地逢迎讨好，净捡好听的说?无非是想在领导和同志中落个好印象、得个好人缘，对自己有好处。为什么对缺点错误不敢批评纠正，对不正之风和违规违纪问题不愿揭露查处?无非是怕得罪人，担心会丢选票，影响个人进步。虽然在具体人和事的处理中，可能还有担心得罪了关键人物，会影响单位集体利益、班子团结等多种考虑，但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原则，奉行好人主义，都能从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上找到原因。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坚持按党性原则和政策法纪办事，好人主义就不会有市场。如果把自己的人缘、选票看得比党和人民的利益还重，就谈不上讲党性讲原则。因此，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真正做到党的事业重如山，个人名利淡如水，宁可得罪人吃眼前亏，决不放弃原则当老好人。

反对和克服好人主义，要健全党内生活制度、严肃党规党纪。一些单位好人主义盛行，与党内生活制度不健全、党内缺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环境、缺乏有效的监督检查有关。有的单位党委民主生活会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的评功摆好会，征求意见成了征求赞扬，批评意见没有了，连“希望”和“建议”也不提了。对一些班子成员违规违纪或明显不妥的事，顶多私下嘀咕几句，很少有人在会上严肃认真地当面批评指正。在这种不正常的党内生活环境中，谁要坚持原则，谁就会被认为“死板”、“不好处”;谁当“好好先生”，谁就“吃得开”。因此，反对好人主义，必须严格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增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和实效性。党内民主生活会要把开展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重要内容，鼓励和支持大家讲真话、讲心里话。要严格落实领导干部述职述廉、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查处纠正，使好人主义在党内失去生存的环境和土壤。

反对好人主义，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一些领导同志不愿得罪人的重要原因是怕“丢选票”。应当承认，在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实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情况下，确有一些敢于揭露和纠正问题的人吃了亏，而一些有“好人缘”的人得了便宜。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扩大干部工作民主的同时，要注意正确分析和运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结果，既注重群众公论，又不简单地搞“以票取人”。要认真落实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注重从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等方面完善干部德的评价标准，注重从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关键时刻表现、对待个人名利等方面考察干部。进一步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突出岗位特点，注重能力实绩。特别要注意保护和重用那些敢抓敢管、勇于揭露和纠正缺点错误的干部，不让坚持党性原则的人吃亏，不让“老好人”占便宜。

反对和克服好人主义，主要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切实负起责任。要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虚心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真正做到闻过则喜、从善如流，而不能听到奉承话就开心，听到不同意见就不高兴，并以各种方式进行“反弹”。要带头坚持党性原则，不怕得罪人、不怕丢选票，不当“和事佬”，不搞无原则的迁就照顾。要带头加强党性修养，严格自律，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带动和影响他人，作好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