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的当代诗歌：有关我们自身的写作

杜绿绿：我想在诗里建造一个世界

谢谢西渡、格非老师这个工作坊，我从来没有过和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就一个人的文本谈半天，之前我和诗人们聚会时偶尔也谈论诗，但不会就文本细读，一般就是谈整体观感。我简单说一点自己的想法吧，因为我只会写诗，不懂做批评，学理素养不够。

很多人谈到我的诗的时候，他们经常喜欢用巫性这样的词，以前胡续冬在一篇写我的短文里说，他觉得这种词抹杀了我的努力。臧棣老师来工作坊讨论的那天，他也再次用了巫性这个词，我立刻就反驳了他。西渡老师说我是在造一个梦，但是我想我不是在造梦，我在诗里所做的工作是，我想在诗里建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独立的又和我们紧密相连，这里的一草一木，所有的事情、人物、动物、植物、语词秩序都是由我去构想、添加，每一样东西都是由我来塑造。

我的这个世界有些变形，从我生活的世界里通过一面折镜反射，我塑造的东西可能都与日常有些区别。前两天胡桑批评我，说我的诗可能与日常的现实有些距离，以前别人这么说的时候，我第一个应激回应是这个现实肯定不局限于社会现实，人的心灵也有现实。但我想，我的诗不光有心灵的现实，也有对社会，以及日常所接触的最常规意义上现实的描写，但是因为通过一面折镜之后产生了一些变化。

如果谈具体一点，在写作方法、技艺上的训练的话，只说一下我对词句的想法，在诗中我不希望任何一个词和句子是浮凸这首诗表面的，我希望所有词和句子都不明显，我也尝试过添加一些警句、金句这样的，确实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读者会把这样的诗句提出来。但是我后来认为我这样做是非常无聊的行为，我现在反对我曾经的这种做法。一首诗就是一首诗，而不是用其他东西引领读者读完它。可能我的这个想法表述得有问题，没有斟酌。

我希望整首诗是由想象力自然散开的，词与句子是顺着想象力的枝叶自然衍生的，不需要其他装饰。在词语选择上，也希望所有词语在我的写作中焕发出新的一种感受。就像那天我和海鹏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到我们两个虽然写作方式不同，但是都有一个想法，希望词语可以在我们的诗中延伸出一点意义来，或者说尽可能让词语不局限于它本身固有的位置。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有时候也尝试使用一些已经被现在使用得非常烂俗的词，用词语来检验我这首诗有没有往我所想要的写作结果上靠拢。

方李靖：通过“工作”进入世界

我现在还谈不好诗观问题，我就谈谈我是怎么做的吧。我写过一首名为《黄色起重机》的诗，因为这个题材可能比较符合大家对我所学专业的想象，这使我在一开始就收获了来自我周围的朋友们“很有意思”的反馈（虽然这也是一个让我自己产生很大疑惑的反馈）。在工作坊的这几天里，我听了大家的讨论，我感觉专业的诗评家在讨论诗歌作品的时候会采用一些术语，比如说使用像“意识装置”这样的语言方法，把自己的观念表达出来。如果我也采用这种方法，“意识装置”这类词汇对我来说就置换成了“工作平面”，就是说，基于“专业背景”的特殊知识和经验构成了我的“工作平面”，我好像是从这里开始出发，意外地找到了一个可以进入世界的路径，可以展开一项针对我周围环境和场景的基本描绘工作。简单来说，因为这种基于专业背景的“工作”在塑造我的认知与生活，那么我可以尝试去书写这一基于某种特定知识类型的诗歌。这可能构成了我的某一种诗歌观念（但或许应该是一种诗歌方法），即“诗歌是一种转化后的特定经验或知识类型”。我希望站在我的起点乃至平面上，提供一种能够通过“工作”这种路径进入世界的诗歌。

除了上述这种类型，我也写过其他类型的诗。刚才杜绿绿谈到了她自己的诗里使用“命运共同体”一词的具体过程，那么我在自己的诗里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更关心的是如何通过这个词去构造一种具有整体性的目光和视域。这几天的细读和讨论带给我很大的启发和收获，我意识到我在上面所谈到的那种“基于某种特定知识类型的诗歌”写作还远远不够。类似“命运共同体”的这类词语，我想把它们作为一种“语言方法”，构造一种在专业领域或是工作领域之上的更为整全的“视觉装置”，后续的诗歌写作中，我想要发展的就是这样一种构造能力，我认为我的写作多多少少都在做类似这样的工作。因为在实践这个层面上，我不可能在社会中经历各种各样的具体生活。我只能在限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活动，以某个特定的身份参与当代社会生活。我肯定首先是一个对诗歌感兴趣的读者，通过阅读那些我喜欢或困惑的作品去认识和了解多样和丰富的人类生活。同样地，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努力写出能够带来某种感受和经验的诗歌。以上就是我对于当代汉语新诗的一些想法。

黎衡：发明词语就是发明未来

刚才方李靖比较紧张，她忘了介绍自己是学土木工程的。这次参加工作坊的其他诗人大部分是文史哲背景，李靖的专业背景显得很特殊。因为她学的土木工程和建筑有关，所以我就从建筑切入来谈一谈。

插句题外话，本来我对这种诗歌交流的有效性挺怀疑的，但是通过这次工作坊感到收获很大，所以还是先感谢一下格非老师、西渡老师，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虽然我怀疑交流的有效性，特别是杜绿绿刚才说谈诗观确实不好谈，如果在杂志上让我写一?诗观，那会是很抵触的，好像把自己简单化，被动地做一种自我分析。但是在现场对话中谈诗观，可以即兴的来。比如去年有一次诗歌沙龙，要交代自己的诗观，我看到桌上摆了一个盆景，就拿盆景来打比方。今天上午我去参观了一处特殊的建筑景观，它留下了许多建筑的名字，还竖起牌子指给人看，但是却没有建筑的实体。这个地方就是鼎鼎大名的圆明园，我第一次去。胡续冬推荐我走西边的一个小门，进去之后那一大片地方根本没有游客，只有一些民工、渔夫。看地图的话，圆明园西部景区有很多的景点，走到那个景点也立了一个牌子，但是现在只剩下一片野草荒地，建筑全无踪迹，连残骸瓦砾都不剩，只有一个空空的名字。

看下来，我觉得圆明园这个东西不就是清帝国从康熙到道光历代皇帝写的一首长诗吗，或者是他们想写的一首长诗。因为他们在进行命名行为，留下了一些有意思的名词。比如有一个庙，现在去看已经没有庙了，是一片空地，但是立了一块牌子，叫“汇万总春之庙”，是祭祀花神的。一方面在语言上要进行命名，具有结构性的命名行为，另一方面在物理空间上要进行创造，完全从无到有的搞出一些人工湖、假山，甚至把对于世界的想象缩微地实现出来，除了有汇万总春之庙之外，在名曰禹贡九州的园林里面有很多小园子，叫做上下天光、茹古涵今、九州清晏、慈云普护等等。

我们经常觉得建筑是更能抗衡时间的艺术，是永恒的艺术，诗人骄傲的时候也会说语言是抗衡时间的，但是当语言的命名行为和建筑的创作行为在一个废墟中留下一堆词语的时候，我看到的是词留了下来，但是物成为了一片空无，或者能指留了下来，但是所指成为了无限的延宕。这样一首长诗成了观念的装置，成了既有空间的又有词语的装置，让我觉得在里面走也可以对诗产生一种新的想法。

我们总是习惯从鸦片战争或者五四运动开始考察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但是西学东渐实际上始于晚明。圆明园的遗址提示我们，在它这首“长诗”里，现代性已经进入到中国的皇家园林，它是一个涵纳着东西方文化张力的、变形建筑的实验场。现在这个实验成为一片废墟。其实大型建筑被毁的经验在中国有很多，阿房宫、大明宫都没了，只是圆明园是石头建筑，不是传统的木头建筑，所以留下来成为一个标本，给了我进入它的通道。

我以前看马雁有一句诗，意思是发明词语就是发明未来。我想清帝国的皇帝们，他们在建这么一个具有世界想象力的园林的时候确实是在发明未来，同时他的命名行为也在发明未来，但是现在的未来是他不可掌握的，反而我们一般认为能抗衡时间的建筑成了空无，只有词语变成了具有象征性的标本留在这儿。

再做一些补充，我对诗的理解还是把它看成是一种语言的容器。清华做这个青年作家工作坊提法很好，我也很期待不同的语言工作者，不同艺术媒介的使用者，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艺术家，当他们具有综合视野时，能进行互相激发的对话。当我们以一种非常专业化的思维来谈论诗歌的理解框架之下，往往把诗特殊化了，其实我更看重的是文学的创造性和语言品质、结构品质，以及文学所蕴涵的真理和人性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会把诗和小说看成泾渭分明的文类。更有效的区分是，杰出的文学和差劲的文学。诗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特权。

当这个容器变形的时候也许会变成一种非诗的诗，或者非小说的小说，都有可能。今天的对谈还有个题目是“变革中的当代诗歌”。我想，变革的一个契机，在于对过分专业化的当代诗作一种“去本质化”的思考。

曹僧：命名?开放性?写作能力

正好说到我想说的话题，刚才提到命名的问题，我突然想起年初的时候和一些朋友喝酒聊天，我们谈到了一些事情，就想起来，大概十年前，当时网络上有一个类似“年度网络流行语”的总结，其中最热门的就有一句“围观改变中国”。我觉得很有意思，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所谓的“围观”不单单是无力地隔着玻璃看，而是有介入的行动力在，有对他者关照的伦理实践，人们也对网络舆论充满乐观的想法和预期。但是过了十年来看，好像慢慢地我们感到“围观”已经变成了某种更景观层面上的含义。

我提这个例子也是想顺便谈到我自己写作的一些想法。当代经验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既有经验对象的，也有经验方式的。比如从媒介上讲，“电子游戏”已经超越“电影”等综合艺术，成为颇有点集大成的“经验世界”。它已经可以把文学的、音乐的、视觉的还有各种牵涉到感官的东西综合在一起，往后的发展使个体的经验充满了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比如，鉴于“游戏”逼真的场景和高度的自由，我们就很难将所谓的“真实”和“虚构”严格区分开。那么“游戏”的经验，是不是同样深入人性呢？这都值得考虑。

至于说我自己的诗观，我觉得说起来比较简单。时代的变动带给我的冲击是非常剧烈的，而我主要的想法，就是希望自己不会变成一个落后者，我想尽量去追赶它。诗歌写作对于个人理应是终其一生待完成的整体工程。从这个层面讲，更应该做的是保证自己的开放性，而这个开放性的基础乃是诗歌写作能力。所以我希望始终保持一种矛盾的状态，在写作有某种偏向的同时，又有意去尝试写一些另一极端的东西，以此让自己有可以处理各种可能经验的能力。这种方式让我目前也碰到一些的问题，比如自己的声音，或者说诗歌中的主体存在难以辨识的嫌疑，但我相信时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再说一点细节上的问题。因为我是学中国古代哲学的，在参与对世界的命名，或者是表述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新兴词汇都是建立在重新发掘古汉语上的。古汉语中的单字或者词常常是对应着多个义项的，而对它们的使用会产生过滤效果，很多词语原本拥有的义项就在流变中被遮蔽掉了，而我觉得在新的命名中，也可以对那些被过滤掉的可能义项进行一些探索重建。

苏丰雷：替我走向未来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从大学到某一个时刻，我特别喜欢“艺术家”这个称呼，常用“青年艺术家”自称。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知识分子”很感兴趣，在写作中渴望将人文关怀以及比较宏大的思考带入进来。

经过几天的讨论，对八位青年诗人似也可用这两个词汇进行概括。尽管每位诗人都会特别注意考虑诗歌的语言和形式，但一些诗人更加注重“艺术家”方向上的探索，另一些诗人更为关注“知识分子”方向上的关怀。在我看来，当我们使用“艺术家”这个称谓时，我们其实是在强调文本的“手艺”，当我们使用“知识分子”?个称谓时，我们则是在强调文本的“品质”。作为艺术家，“手艺”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作为知识分子，品质的发展也是没有止境的。目前这八位诗人这样的分野，似标示着在目前这个写作阶段精力的分配：文本上不同指向上的完成度，跟每个人的文学修养有关，也和知识储备、身份、天赋有关，但都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使得未来的写作充满可能性。

我相信“艺术家”、“知识分子”将在某一个时刻辉煌叠合。因为一个大诗人或大作家，肯定是一个技艺极为高超的艺术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我个人认领了这样一条写作道路，不论能不能达到目标，首先，它能让人充满激情地写作，写作本身变得有意思。

我和我的诗之间是互相投映的关系，诗相当于我的替身。我比我的诗更有可能性，因为我是向未知生长的;我的诗比我更为纯粹，因而它时时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相互给予，相互扶持，“我决意前行，但没有/超过/我坟墓的疆界。”而我的文本却可能替我走向未来。我会将日常生活的经验、感受移位到我的诗中。同时，内心的一些特别的感受，我也会捕捉到我的诗中。我很喜欢台湾诗人周梦蝶的一句话“无内之内与无外之外同大”，我的写作一方面朝外，一方面朝内。朝外的面向是我常规性的写作，朝内的面向我更加看重。

阿赫玛托娃说过：“诗人是这样一种人??你既不能给予他什么，也不能从他们那儿夺走什么。”我的问题意识非常传统：人本身的危机。我发现当下，大量的人的主体性建构没有完成，精神的完整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是匮缺的，我很有动力在这方面展开一些工作。

在今天只要我们想，就能接触到方方面面的知识，比如宗教方面。精神建构不能不包括宗教的维度。这涉及到如何理解宗教，它的原始形式，如何在当下用更简洁的方式理解宗教，更科学地认识神秘主义。文艺复兴以来，神秘主义一直被科学所排斥、打压，神秘主义的缺失，启蒙运动意义上的理性至上酿成了大量的灾难。我们需要神秘主义某种形式的回返，以及建构现代的信仰方式。在我看来，诗是捕捉神秘主义的最好方式。这也让我的这部分写作充满了实验性、探索性，尽管它们的诗体并不是实验诗的面貌，而是运用了非常多的传统叙事成分。

李海鹏：“抵达一种切近”

首先，我们几个年轻诗人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强烈感觉到了大家互相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来自于每个人自身的写作禀赋和可能性，另一方面，每个人也不同程度置身于各自所属的传统中，每个人都代表着新诗不同的面向、背负着不同的幽灵。因此，大家在一起碰撞，这个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之间的碰撞，很大程度上是新诗不同可能性之间的碰撞，这种差异性作为一种必要性，或者可能性作为一种必要性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很强烈地感觉到大家还是存在着整合的可能，存在着彼此之间“抵达一种切近”的可能，而且这在我看来代表了未来的必然性。新生的事物在不同的地方诞生，虽然相隔很远，但是随着他们的成长，必然会相遇，会聚集在一起，会指向必要的整合。

第二，当代性的问题。当代性固然是对现代性的延续，但另一方面也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克服。当代性并不是对现代性的否定和颠覆，而是在现代性充分实现基础上的超越。由当代性而来的历史感非常重要，我觉得历史感比历史更重要。如果说当代性是对现代性的延续和克服，那么历史感便是对历史的延续和克服。对诗歌写作来说，介入当下历史，未必意味着我们将当下历史图景真实呈现。按照后现代史学的理论讲，历史真实是不可以被还原的，存在的只是一种对于历史真实的叙述，但是历史感是可以被实现的，真实而完整的历史感的传达，要比努力去还原那不可被还原的历史真实更为契合当代新诗对于时间的诉求。因此，我看重历史感胜过历史。

第三，诗的形式自觉与伦理自觉的问题。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诗重新接续了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对这一传统的返回，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形式自觉。这种形式自觉，如今已经很大程度上被普遍化和本质化，在认识装置上沦为一个与时代伦理的转变和演化无关的存在。很多前辈和同辈的批评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比如他们之中一些极富洞见者近来反思作为新诗现代主义形式自觉之极端的纯诗或元诗，认为它们已经丧失了活力，陷入语言?像的内部空转，内在形式与外部伦理之间发生了断裂，丧失了联动的可能性，这些都是对当代新诗近年来内外之间关系的重要观察。其实纯诗、元诗在诞生之时，正是呼应着当时的时代语境和伦理自觉而生的，它们呼应着当时的语言意识并由此促成必要的形式自觉。在这个意义上大而化之地讲，当代诗歌的形式自觉，与当代不同时段的伦理变迁密切相关。形式自觉便意味着伦理自觉，二者之间甚至不是合作的关系，而就是同体的关系。

第四，对汉语性本身的认识。如果一个诗人对汉语古典传统在当代新诗中如何激活、转化这一问题有所思考，或者说怀有清晰的诗学抱负，那么汉语性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汉语性是所有有抱负的汉语诗人必然的选择。我觉得对于想在这个向度上努力并有所建树的诗人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在认识论上对汉语性这一概念去本质化。汉语性其实是一个暧昧含混的观念空间与材料空间，因此，这一方面必然要求我们走进它复杂幽暗的内部，从而辨认出自己寄存在其中的声音。另一方面，之所以汉语性内部复杂幽暗的东西中，有些部分能够被我们辨认出来，恰恰是因为它们符合当代性，或者说我们成功地在它们与当代性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诗学关联。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汉语性的辨认、汲取与转化，也密切关联于我前面所说的两点：历史感与伦理自觉。当代性是赋予汉语性内部幽暗中可供辨认部分的依据，是其可能性与必要性的来源。

胡桑：文学建制本身是一个问题

我同意杜绿绿的说法，本质上我是一个羞涩的人。刚才黎衡的一些想法很有意思，对我有一些启发。黎衡说看到圆明园的遗址想到了不同的命运，将诗歌认为是发明未来、发明词语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很特殊的，始于一次即兴的游园行动，迅速发展出一种诗学想法。但是结论和想法并不特殊，某种意义上是当代诗普遍的想法，或者是普遍的自性，而这种自性也是普遍的自我误解，当代诗对自我的误解。

为什么发明了词语就能发明未来，诗歌真的能够承担这种作用吗？通过这个说法我想到一些问题。我不是纯粹在谈自己的诗歌，只是以此表达我对诗歌的一些看法。并不是说我对诗歌获得了深刻的看法，而是我的诗或者当代诗可以去探寻努力和发展的方向，复杂的方向。这可能是由杜绿绿开始的，我来继续发展一下。

杜绿绿似乎焦虑于我们这些批评者，因为我们既是诗人又喜欢做批评，所以焦虑于我们对她的某种批评，尽管这是善意的批评??诗歌是不是要关注现实，或者是向现实敞开。这个焦虑其实没有必要，因为杜绿绿这样的写作者，包括我们这样的写作者已经在向现实敞开了。只要在写作就是在敞开，为什么还要刻意来一次敞开，其实没有必要。

我想通过三个人的说法展开我的想法。其一，德里达有一个访谈叫做“称为文学的奇怪建制”，他说，文学这种建制很奇怪，一方面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但另一方面它是一个现代产物，而这个现代产物越来越强大，变成另一种建制，这种建制要求我们像文学说要求的那样去“规范地”写作，这背后还有一个要求是作者或者是诗人必须像一个现代人那样去思考和写作。这两天的文学工作坊我们经常批评我们的朋友，好像自己的诗没有问题，然而去批评别人并不擅长的方面。但是文学这个建制本身是很有问题的。我们真的在依赖现代以来的作为一种介质的文学，各种各样的法则和技艺，包括对现代人的主体的想象。尽管西方很多思想家如罗兰?巴特已经宣布作者死亡，可是在中国作者并没有死掉，作者还很强大，所以，我们经常讨论诗歌中的自我是成立的吗，诗人是否必须要确立自己，是否应该有清晰的自我形象，我觉得这是德里达带来的问题，我们过度依赖于诗人中的自我，或者是写作中的自我。

其二，是福柯在《什么是批判》中的观点。福柯说，批判是对过度治理的批判，是不想被过度治理。当然他谈的是权力、政治、历史的问题，但是放在诗歌这里依然成立。我们经常做批评，有时候因为自己太强大，有时候自我太清晰，于是也对自我进行批评，尤其是像我和李海鹏在高校待惯了，喜欢对自我做批评，经常反思自我的诗歌观念，但是我觉得这种批评可能还没有达到福柯所谓“批判”的高度或深度。福柯说批判/批评是对过度治理的批判。我们的文学思考里面经常有一种过度，尤其是现代文学、现代诗歌有这种过度。我们把自己看得太完整，自我形象太清晰。之所以总是想在这条道路上走向深刻、走向完整，某种意义上是对自我治理中的一种过度。一方面是我们社会生活的过度，我们对这种过度毫无批判能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对自我还没有清晰认识，因而我们对社会的过度治理也没有清晰意识，导致诗歌越来越自我循环。这几天的文学工作坊中很多批评都很有效，很有意思。但是我这两天又在反思，我们这两天的批判可能有点过度治理，但是我们对这种过度治理没有怀疑。

其三，张枣的一个观念，源于他的文章《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在文章的结尾他说，元诗的观念已经走到危险的地步，最后我们应该走出装置，诗歌必须改变自己和生活。当然，他没有使用“装置”这个词。诗歌这个装置太强大了，强大到可怕的地步。张枣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了诗歌自我过度治理的装置，可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张枣的这个问题，我们依然这么看待自己的诗歌。因为我们太熟悉它、太亲近它，有时候被它俘获，所以对诗歌的边界、界限、可能性、不可能性还没有清晰的认识。

通过这三个人的观念法，我想表达关于当代诗的一些另外的想法。我觉得我们有几个过度治理或者过度建制的东西。一是对自我有点过度，我们过度地探讨了诗歌中的自我倾向和自我确立;二是我们过度探讨了诗歌的形式、自我的治理，我们总是在批评另外一个朋友或敌人诗歌写作的形式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基础常识的问题，但是在当代诗中成为了一个核心问题，好像我们连走路都不会走就在跳舞;三是我们过度强调现代诗、现代性的传统，而诗歌或者人类存在的历史远远大于现代诗，我们总是在想象那一百年历史，难道不能超过这一百多年历史，有更开阔的存在吗;四是我们过多想象了诗的哲学高度、思想的高度，我们总是期待诗歌能取代哲学，甚至诗歌能对整个时代发言，能够吸纳整个时代，但是诗歌真的能做到吗？我们整天在诗歌中谈论思想的时候，诗歌是不是已经不是朴素而辽阔的诗歌了，已经是被我们高度、过度治理的诗歌了。

我博士阶段读的是哲学，经常被人?我的诗里有哲学，我特别反感这一点，我读个哲学博士，诗里就有哲学了吗，像方李靖是土木工程专业的，那么她的诗歌中就必定有土木工程理念吗？李长远是电子信息专业的，诗中就有电子信息理念了吗？相关词汇可能会有，因为我们生存有限，不可能掌握一门语言的全部词汇，不可能像莎士比亚那样掌握广博的汉语词汇。我只是对哲学词汇相对熟悉一点，但是并不代表我在诗中表达了哲学。我觉得，对我诗歌的这样一种误解也是一种我们对当代诗的误解，或者对当代文学的误解，当代文学真的能够承担得起哲学的任务吗？当下很多人说诗歌是哲学的，不见得是对诗歌的超越，是很不够的，说到底还是源于对诗歌自我建制的极端信任。

哲学至少有三个维度，一是思辨的，这是最哲学的思考，二是伦理的，是通向个体存在的，是通向他人、人与人关系、政治共同体、历史的，三是审美的，也就是我们对形式、想象力、体式、建制的探讨。如果哲学是多维度的，那么我们的诗也应该是多维度的。诗歌的多维度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应该探讨。我们如今只是在诗的自我建制层面探讨诗歌，由于自我建制的强大，我们往前走一步说诗歌应该打开自己。我觉得这个说法不一定有效。诗歌如果只是在狭小的想象力上打开自我，打开以后能看到的生活也是非常狭小的，因为只是透过一个装置、窗口去打开诗歌。我们过于关注作为审美的诗歌，在言说诗歌向生活打开的时候，被征用的生活其实只是审美化的生活、词的生活。诗可以是哲学的，也可以是伦理/政治的，但不仅仅是审美意义上的哲学和伦理。

我期待有不一样的诗出现。为什么我从刚才黎衡的论述开始，因为黎衡的论述中有我不太同意的。黎衡在重构圆明园对清帝国想象的时候，说那是在建构一首长诗。这里面恰好忘了圆明园是一个帝国甚至只是一位帝王的想象。那么在诗意地谈论圆明园的时候，黎衡没有谈到圆明园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存在或者是政治存在。这可信吗，圆明园作为一个象征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的人的状态吗？

我大学是在西安读的，没有在首都北京读，而是去了一个废弃的帝都、曾经的帝都，但是那段在曾经的帝都的生活对我还是有影响的，因为那里有无数个唐代诗人的影子。我看到的是，诗在另外一个时代有无限的可能性，他们从来不会探讨一个词在诗歌中是否可以使用、适合入诗，一个大词是否可以用在诗里，一个小词是否可以用在诗里，某种精神是否可以用在诗里，另外一种精神不可以用在诗里，他们从来不探讨这个问题，诗人只是世界中的一个存在者，他首先不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个人。诗是对人的存在的书写。当下的诗歌过度地依赖了诗歌自身的审美。于是，我们在对打开诗歌的时候也只是话语的嬉戏。

我在唐代帝国都城长安的废墟上，看到的是，我们能不能超越现代诗一百多年的想象，重新去想象诗歌，打开得更大一点。不要整天在自我过度治理的层面上狭隘地讨论诗。这是我的期待，但是最终通向什么应该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王东东：诗的轴心时代

近几年，我的阅读和写作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更多从古典诗歌中获得滋养。白话文运动以来，现代诗歌的写作者就处在一种存在主义的文化语境中，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伤害。从某种程度上，吴虞、陈独秀、鲁迅的角色类似于“杀死上帝”的尼采，只不过反抗的对象是孔子。明代的李贽也能够让人想起尼采，但那是“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轻重缓急有别，仍然属于门徒的反抗。

我曾经想写一本书，梳理一下中国历史上对孔子表达异议甚至反对的思想，应该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先秦时期对孔子的批评如墨子、庄子、列子，更多从纯粹的哲学思辨的角度展开，那时的孔子和反孔子思想都属于哲人的辩论。那自然是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而魏晋时期和晚明的反孔子思想，似乎更多着眼于伦理，之所以敢于反孔子，是因为比其他人更热衷于孔子，甚至欲成为孔子而不得……

而五四时期的反孔，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异端兴起，而是哪吒式的剔骨还父削肉还母，并以莲花身复活，从根本上对中国文化的革新。五四时期草创的新诗，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轴心时代。

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更慢一点回归传统。

其实，不管孔子和反孔子，都是中国现代文化追寻自我的镜像。我们应该很高兴拥有古典这一面镜子，不应该遗失它，除了西方这一面镜子之外。

然而，这传统的镜子，如何能够成为灯？如何照耀我们继续前行？抑或说，我们如何接近传统？传统是一种艰难的修为，而非一种轻易的借口。可以想象今人回望古典的姿势，其中必然存在一种次序，首先必须回望到明，回望到宋，回望到唐，回望到魏晋，回望到汉，回望到先秦……才算回望了古典的精神，中国的精神……一步比一步回溯得更难。李白的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听起来竟然像是一个在中国古典精神里无望泅游、身心疲惫以至于衰老的后生，一个现代人。

这样的后生，也是一个在现代主义的分裂的感性/感觉/感官里无望泅游而不自觉的人，一个在现代诗中流浪、流亡的人。兰波说：“打乱一切感官”“成为另一个人！”然而结果，就是尼采的发疯。

从本质上来讲，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就是生命和自然的精神，也就是韵律的精神。古典诗歌自身带有韵律，这种韵律是生命和自然的双重节律。现代诗歌的感性分裂，或是神经错乱，精神分裂，导致现代诗歌只能是无韵的诗歌。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诗歌和文化的颓废是一种精神症候。颓废，Decadence，本身即意味着失韵、失去节律（cadence）、失序、生命的衰败、有机体的解体。然而，古典的颓废仍然遥不可及。在杜甫那里有古典的颓废，以《旅夜书怀》为例：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这首诗最感人的并非是万物一体的崇高感，如前两联所示，而是后?联崇高感的失落。“天地一沙鸥”对应于杜甫的另一行诗：“乾坤一腐儒”（《江汉》）。杜甫的伟大之处，并不是他在诗歌中完美地表现了孔子的思想，而是他深知孔子所代表的那一套儒家价值的失败和不可能。杜甫懂得古典理想的失败。抑或说，他表达了“天人合一”观念中细微的分裂感、不适感甚至失败感。

而中国现代诗歌的颓废，已经失去了这样一个自然的背景，而直接指向了人性的衰败（decadence）。为什么进化论会遭到中国人误解，从一个自然的观念变成了一个社会的观念，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传统社会富有韵律、自我循环的圆形时间，变成了现代社会单调乏味的直线时间，而速度已然成为现代性追求的核心。地球转得越来越快，人将会被甩下地球。自从人类登上月球，所有的人就疯了。也许，人从来没有完成进化。当技术的加速度远远大于人的加速度，异化的颓废也许就是后人类的存在风格。

只有征服现代性的分裂，才能重新回到有韵的诗歌。然而，这不是单纯的回归，而是对现代性危机的克服。

诗歌轴心时代的含义是，我们始终处在转变当中。

处在生成之中。我们要生成新韵。

从与生命的关系来讲，新诗要从“伤”走向“养”，从对个人的伤害走向对生命的滋养。在这方面，传统的心性之学可以给我们带来启发。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心性之学，也许是中国文化中最好的一部分。传统士人的休养工夫，也有助于现代诗人保持身心健康。

就我个人来讲，我似乎最远只能回望到有明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古代中国士人最为赤裸的一群，以致毫无遮蔽，究其原因，心学激励着他们，也让他们变得疯狂。作为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症状，在明代表露无遗。我也能感知到从那时到“五四”的中国历史的整体性。

即使自由主义者，也可以对传统的心性之学充满好感。其实，心性之学中个人可以达到的理想境界的推崇，恰好可以补充自由主义为个人带来的可能的精神虚空甚至堕落（一如尼采诊断过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意味着人皆可以为公民;自由平等的人，也是有创造力的公民。

这样说是想强调，我们已不可能成为儒家的士大夫诗人。

关于心学，曾有过这样的批评：“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紫阳之学，用之于太平宽裕，足以为良知;阳明之学，用之于仓猝苟且，足以成大功”（焦循），“程伯子，南面之任也。朱元晦，侍从乡?之器也。王文成，匹士游侠之材也”（章太炎），章太炎甚至认为王阳明在“精神界”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仰赖其事功之伟大。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的革命家多推崇阳明学。这样曾经催生出革命的“心力”，同时也是变革的力量，也可以参与到个体的人格建构，以及中国人未来的“天命”的建构之中。

也许，古典心性与现代天命并不矛盾。具体到诗歌，胡适所谈的“有人有我”，仍是民主诗学的含义，有人即为平等，有我即为自由。自由完全可以由古典心性达到，而平等则更多是现代价值的发明，是对个人自由的普遍承认，也即我不仅承认我的自由，也愿意将这自由扩大，承认他者的自由。具体途径则至少有二，一为感兴，二为思辨。目前来看，中国新诗中感兴的成分已经足够，需要提升的仍然是思辨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