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村落名称中“家”的变音及其文化阐释

摘 要：文章以“姓氏+家+通名”格式的山西村落名称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了“家”的变音类型及其特点，展现了汉语方言三字组变音的复杂情况，然后讨论其变音机制，认为音义互动和结构格局调整是“家”产生各种变音的内在机制，最后阐释村落名称所反映的以姓氏、家族为基本单位聚居的传统村落文化信息。

关键词：村落名称 变音 音义互动 地域文化

“音变”即语音的变化，西方语言学理论一般认为音变是一个纯语音过程。徐通锵（2003）结合汉语音变的复杂情况提出了“变音”的概念，他认为汉语的变音是以音节的音义关联为基础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音变，它不是一个纯语音过程，同时受语义、语法条件的制约，是汉语不同于印欧系语言音节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徐先生（2003）还通过列举汉语方言中变音的实例，讨论了两字组的变音情况，并认为字组语音的单音节化是汉语变音的主要形式。本文以山西“姓氏+家+通名”格式的村落名称为例，尝试讨论汉语方言中三字组变音的特殊现象。文章共考察了山西29个方言点的语料，其中定襄、忻州、盂县、蒲县4点为作者亲自调查，其它语料引自《山西方言志丛书》《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为行文简洁，恕不一一注明。

一、“姓氏+家+通名”格式中“家”的变音类型

在山西村落名称中，“姓氏+家+通名”是一种常见格式，“姓氏”一般为“张、王、李、赵”等常见姓氏，“通名”一般为“庄、堡、岭、梁、沟、河”等跟村庄、地貌有关的字，如“李家庄”“王家岭”等。“家”在“姓氏”和“通名”之间，其读音有时跟它的单字音相同，例如，“郑家庄”（永济）中的“家”读音为[]，“陈家营儿”（定襄）中的“家”的读音为[]。但更常见的情况是，村落名称中的“家”在声母、韵母、声调上都有不同于正常语音演变的特殊变音。根据对方言材料的梳理，本文将山西村落名称中“家”的变音类型分为弱化型、脱落型、合音型和省音型四类，下面具体加以分析。

（一）弱化型

村落名称中“家”的语音弱化主要表现为声调的弱化，有轻读和促化两种情况，在声调弱化的同时常伴随有韵母主要元音弱化、介音脱落等现象。

1.声调的轻读

村落名称中“家”的声调轻读现象很普遍，如用北京话读“张家庄”“李家庄”等时，其中的“家”通常要轻读。山西村落名称中“家”声调的轻读还常伴随韵母主要元音的央化、介音脱落等现象，弱化程度更强。具体情况见表1：

汾西、蒲县两地村落名称中的“家”不仅声调轻读，而且伴随韵母主要元音的弱化，甚至介音的脱落，同时，声母读为[]。王文卿（2009）认为这里的[]是“家”的塞擦音声母[]失去摩擦弱化为塞音。我们认为这一解释不妥，因为在晋南方言中，见组开口二三四等字声母的白读音跟端组开口四等字声母合流是普遍现象，在临汾（市郊）、洪洞、襄汾等地都有见系开口二三四等字声母白读音为[]类音的情况（王临惠，2001：93）。据笔者调查，蒲县、汾西方言亦有这一语音特点。那么，“家”在中古属见母字，声母为[]正是其白读音的保留，村落名称中“家”的声母为[]，跟该方言中“家”单字音的白读音声母一致，应该属于方言中较早的语音层次，而不是晚期音变的结果。

2.声调的促化

山西村落名称中“家”的声调还常常由阴平或平声转为入声，即发生舒声促化现象。晋语的绝大多数方言点仍然保留中古的入声调类，但其中有一部分古入声字已经开始舒化，舒化是总的趋势。例如，定襄方言的部分入声字处于词语的后字位置时，会失去喉塞尾，转为舒声。与舒化的总趋势相反，有些方言的部分舒声字会发生促化，如定襄方言“红火”中的“火”由上声字变为入声字，读[]，“葫芦”中的“葫”由阳平字变为入声字，读[]。“家”在方言中的单字调是阴平或平声，但在村落名称中会发生促化，变成入声，属于语音的一种弱化现象。具有此类变音的有大同、朔州、山阴、长治等地。具体情况?表2：

大同、长治两地村落名称中“家”声调的促化仅为声调由舒声转为入声，带喉塞尾，朔州、山阴两地还伴随有主要元音的央化。这里声调的促化跟“家”的轻读有关，由于轻声的发音短促，与方言中收喉塞尾、发音不能延长的入声近似，因而发生促化现象（王福堂，1999：62）。朔州和山阴在声调促化的同时主元音央化，应该是声调弱化引起的连锁反应。

（二）脱落型

山西村落名称中“家”的脱落型变音主要有声母脱落、声母和介音同时脱落两种情况。

1.声母脱落

村落名称中“家”声母脱落的有汾西、定襄、大同、平遥等地，声母脱落后，伴随有声调促化、轻读、韵母主要元音央化等语音弱化现象。例如，“邱家角儿”（大同）中的“家”声母脱落，同时声调促化，“季家庄”（汾西）中的“家”声母脱落，同时声调轻读、主要元音央化。具体情况见表3：

2.声母、介音脱落

有些村落名称中的“家”除声母脱落外，介音也进一步脱落，声调、韵母也常会有弱化现象。声母、介音脱落后，“家”的读音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只剩下单元音韵母，声调保留阴平调；另一种情况是单元音韵母受“家”前面音节的影响，增生介音或声母。例如，杜家[]庄（平遥）、程[]家[]庄（盂县）等村落名称中，“家”的介音或声母都受“家”前面音节的最后一个音素的影响，发生连读音变，“杜家庄”中“杜”的韵母[]和“家”[]连读，发生增音现象，“家”增生了[]介音，读为[]，“程家庄”中“程”[]的韵母和“家”[]连读，“家”增生了跟[]读音相近的[]声母，读为[]。详细情况见表4：

（三）合音型

山西村落名称中“家”的合音型变音分为与前字合音型和与后字合音型两种。

1.与前字合音型

在一些村落名称中，“家”会与前字发生合音。例如，“白家山”（忻州）中“白家”两个字的单字音为[]，在村落名称中的读音为[]，是“白”的声母和“家”的韵母和声调的合音，“蔚家庄”（孝义）中“蔚家”两个字的单字音为[]，在村落名称中的读音为[]，是“蔚”的介音和“家”韵母的主要元音的合音。合音后的声调一般为后字“家”的声调，但也有特殊情况，例如，“元家山”（忻州）中“元家”合音的声调跟“元”相同，“蔚家庄”（孝义）中“蔚家”合音的声调读为上声。具体情况见表5：

2.与后字合音型

一些村落名称中的“家”会与后字合音，例如，“刘家窑”（朔州）中“家窑”两个字的单字音为[ ]，在村落名称中读音为[]，是“家”的声母和“窑”的韵母和声调的合音，“孙家院”（新绛）中“家院”两个字的单字音为[ ]，在村落名称中读音为[]，是“家”的声母、介音跟“院”的鼻化韵母、声调的合音。具体情况见表6：

（四）省音型

一些村落名称中的“家”会进一步省略，例如：“张家院”（新绛）中的“家”，“林家口”（朔州）中的“家”，“于家庄”（定襄）中的“家”等在村落名称中均省去，直接读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具体情况见表7：

此外，山西村落名称中的“家”还有一些特殊的变音现象。例如，稷山的“赵家湾”中“家”的读音为[]，声母读[]应该是方言中见母字声母白读音的保留，清徐的“靳家岭”中“家”的读音为[]，“东穆家庄”中的“穆家”合音为[]，其韵母的变音属于特殊情况，其变音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二、“姓氏+家+通名”格式中“家”的变音特点及其变音机制

（一）“家”的变音特点

村落名称中“家”的变音现象在山西普遍存在。在本文考察的29个方言点中，上党片的情况最简单，只有长治1个方言点有弱化型的变音，其余并州片、五台片、吕梁片、大包片、中原官话汾河片都有比较丰富的变音现象。这些村落名称中“家”变音的特点是：

第一，同一个方言点有多种变音类型，如：大同既有弱化型，又有脱落型；汾西既有弱化型，又有脱落型；忻州既有声母脱落型，又有声母、介音脱落型；而朔州既有弱化型，又有脱落型，还有合音型和省音型。

第二，不同方言有相同的变音类型，如：大同、朔州、山阴、长治等地都有弱化型，汾西、定襄、大同等地都有脱落型，具体情况由表1～表7可知。

第三，同一村落名称中的“家”可以有多种变音形式，如：定襄的“于家庄”“阎家庄”中的“家”既可以读作[214]，也可以读作[214]，“于家庄”还可以读作“于庄”，盂县的“路家村”中的“家”既可以读作[412]，也可以读作[412]。

第四，“家”的变音涉及到音节的声调、声母和韵母。有的方言只有一项发生变音，有的方言则几项同时变，比较常见的情况是某一项发生变音后引起其他项的连锁变音。如前述弱化型的变音，声调弱化后，主要元音、介音都会有相应的变化。

第五，“家”在不同方言中的变音情况反映了一个完整的变音序列。“家”的变音从声调的弱化、伴随有韵母主要元音的弱化开始，发展到声母脱落、介音脱落，进而与“家”的前后字发生合音，甚至完全省略。

第六，“家”的变音规律不同于一般的语音演变规律。一般语音演变的规律性较强，例如，方言中入声的演变情况是：粤语仍然保留三个塞音韵尾，吴语则只保留喉塞尾，晋语也只保留喉塞尾。这个规律涉及到方言中的大多数入声字，凡是符合条件的字一般都遵循同样的音变规律。而这里“家”的变音是一种特殊的语音演变，它不仅有语音条件，而且还有语义的制约。因此，“家”的变音只涉及到“姓氏+家+通名”格式中的“家”，其他情况下的“家”以及跟“家”有同样音韵地位的字都不遵循这样的变音规律。

（二）“家”的变音机制

“家”在中古属假开二见母麻韵平声字，山西方言里“家”的单字音一般声母为舌面不送气塞擦音[]，韵母介音为[]，主元音为舌面低元音[]、[]、[]或[]，声调为阴平，平声不分阴阳的方言为平声，符合“家”的中古音在山西方言中的语音演变规律。只有个别方言“家”的读音比较特殊，如：洪洞方言“家”白读音为[]，临汾方言“家”的旧读音为[]。在语流中，“家”的读音因其在词语中的位置不同而不同。当“家”位于词语的前字位置时，一般读单字音，如临县方言中“家产”的“家”读[]，运城方言中“家产”的“家”读[a31]。有连读变调的也一般为正常的语流音变，如：山阴方言“家产”的“家”读[313-31]，声调发生变调。当“家”位于词语的后字位置时，有时会轻读或弱化，如：天镇方言“亲家、买卖家”中的“家”读轻声[?]，“二儿子家”中的“家”读[]，发生促化。这种音变既有语音条件，又跟语义、语法关联，发生音变的“家”有的是词缀，有的有词缀化倾向，是一种特殊的音变。山西村落名称中“家”的音变也是一种跟语音、语义关联的特殊音变。它不属于纯粹的语流音变，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具有相同语音条件的都会发生同样的音变。但事实上，方言中具有相同语音条件的三字组并不一定发生同样的变化。例如，定襄方言中的“黄瓜花”和“于家庄”都是“阳平+阴平+阴平”的声调格局，但“黄瓜花”中的“瓜”声调保留阴平调，“于家庄”中的“家”声调发生变调，读为轻声，可见二者在语流中的音变规律不同。同一村落名称中的“家”可以有多种音变形式，如前面所举定襄话的情况，也说明它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语流音变。因此，我们认为，山西村落名称中“家”的音变是一种特殊的音变，属于变音的范畴。

徐通?（2003）认为，汉语的基本结构格局是“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三者一一对应。但是，由于语言的发展，汉语中出现大量的双音词，呈现出“2个字?2个音节?1个概念”的状态，与基础性的格局矛盾。有矛盾，就必然会有改造和反改造的竞争，变音就是在这种竞争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音变。在山西的村落名称中，“家”出现在“姓氏+家+通名”的格式时，构成“3个字?3个音节?1个概念”的格局，与现代汉语普遍存在的“2个字?2个音节?1个概念”的格局矛盾，必然会由音义互动而将“3个字?3个音节?1个概念”的格局纳入“2个字?2个音节?1个概念”的框架之中。在结构格局的调整与改造中，“姓氏”和“通名”承担了这个格式的主要语义和区别性语义，“家”的语义负担减轻，语义出现虚化，且它在整个格式中处于中间位置，语音通常弱化，语义虚化跟语音弱化相关联，于是变音现象就出现了。在改造与反改造的竞争中，变音现象出现多种类型，山西村落名称中“家”的变音正反映了这个渐变过程中变音类型的复杂性、多样性。因此，音义互动和结构格局调整是“家”产生各种复杂变音的内在机制。

三、山西村落名称中“家”的文化阐释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村落名称一般很少变化，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因而蕴含了丰富的语言及地域文化信息。很多村落名称跟其历史、地貌甚至传说故事等文化信息密切相关。例如，“回凤村名”因传说是凤凰回巢之地而得名，“汤头村名”因所处温泉的源头而得名，同时反映了古人称热水为“汤”的词汇信息，“青石村名”的“青”读音为[]，同“萋”，反映了该方言梗摄开口二等字读为阴声韵的现象。这一现象正是宋代以来秦晋方言语音特点的保留，有文献为证：“秦人讹‘青字，则谓‘青为‘萋，谓‘经为‘稽”（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如山西人以坐为?，以青为妻。”（明?陆容的《菽园杂记》）

除村落名称本身具有保守性之外，它所出现的格式稳固性也很强。“姓氏+家+通名”是村落命名的一个非常普遍的格式，反映了传统村落文化以姓氏、家族为基本单位的文化信息。山西在历史上是一个民族交融、五方杂处的地域，人口流动频繁。特别是明朝以来的大规模移民，对人口地理产生了重大影响，“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也成为一句广为流传的谚语。据统计，“洪武永乐的50年间，大槐树移民共18次，每次少则七八十万，多则百万，迁往地点……主要有北京、河北、山东、河南、湖广与山西的大同、晋中、太原”（降大任，2004：228）。元末明初，山西仅晋南一带少战争，晋北、晋中、晋东南地区均有战乱，人口锐减（乔全生，2008：326）。因此，这些移民在山西省内也有广泛分布。他们迁徙到目的地之后，一般会世代居住，繁衍生息。据笔者搜集到的定襄县回凤村《回凤范氏（前范）家谱》所载：“我回凤范氏始祖，在明朝初期洪武年间，由山西省平阳府（今临汾）洪洞县大槐树村迁来……至今六百余年，生子添孙几千人。”六百年来，范氏在回凤村从其始祖范金璋开始，已发展至二十一世，该村至今仍是以范氏为主姓的村落。可见，以姓氏、家族为基本单位聚居是传统村落存在的最主要的形式，在村落命名方面，通常便会以最初到达这个村落的移民的姓氏来命名，“姓氏+家+通名”也就成为最常见的村落命名方式之一。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双重作用，“姓氏+家+通名”格式的村落名称在当地人心理认知中的焦点是“姓氏”和“通名”，中间的“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随着语义作用的减弱，语义开始虚化，语音也相应弱化，音义互动，从而发生了各种类型的变音现象。这样，它也就顺理成章地逐步纳入现代汉语中更常见的“2个字?2个音节?1个概念”结构框架之中。当然，这种变音是渐变式的，山西村落名称中“家”的变音情况正好反映了这样一个动态过程。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话语音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4WYC055]；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京郊村落方言的现状及历史层次研究”[项目编号：CUC15A1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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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临惠.汾河流域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其流变[D].济南：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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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志丛书[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5.

[8]徐通锵.音节的音义关联和汉语的变音[J].语文研究，2003，

（3）.

（范慧琴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语言系 100024）